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即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 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晚清诗界革命与日本启蒙诗歌关系

晚清诗界革命深受日本启蒙诗歌影响：一是走日本启蒙诗歌学习西方诗歌的道路，由是晚清诗歌创作获取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性视野；然而，诗人接受域外学资源时特殊的民族化心理，使晚清“欧洲意境”诗歌与日本启蒙诗歌相比，质地迥异。二是以日本启蒙诗歌通俗化特征为取向，日本启蒙诗歌有助于晚清诗界开启大众化序幕以获取大众化启蒙形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诗界革命"与黄遵宪之本心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的诗界革命的综合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诗界",然而,这一点却又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黄遵宪的大使参赞工作便于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深入的研究.借鉴别国变法成功之经验,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欲望,以"诗界革命"为突破口进行思想革命成为黄遵宪人生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既是一位觉悟很早,自觉程度很高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师夷长以制夷"积极尝试者,还是一位兴教育、开民智的主动实施者.他的"诗界革命"几乎包涵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有的进步因子,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预演."诗界革命"以及围绕诗界革命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渠道和措施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借鉴.     

“诗之史”与“史之思”的双重聚焦——从黄遵宪“诗界革命”说透视中国文学的历史转变

中国近百年历史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代性反思，可以黄遵宪等人在晚清的“诗界革命”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学和中国学史，尤其是中国学的古今演变加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由此即可对“20世纪中国学”等观点和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从而把古代、近代、现代学视为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前进运动。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传入韩国后,在韩国近代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大报刊杂志纷纷介绍梁氏诗作及其相关诗论,这对近代韩国诗坛产生了影响。其中,对申采浩提出的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申采浩受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观影响之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东国诗界革命论,构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下)

本文下篇探索黄遵宪等超前的“诗界革命”理论和创作的文化背景 ,岭东诗派和诗人宋湘等是其精神文化土壤 .在“诗界革命”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嘉应现象”,岭东诗人与“诗界革命”有着深刻的联系。     

论南社诗学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南社诸子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关系密切,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上皆有所深入,是诗界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发扬者.高旭、林庚白、汪兆铭等人对新意境、新名词的阐发,尤其具有理论深度,是20世纪中国诗学的宝贵财富,对于当下旧体诗词的创作亦具借鉴意义,应当引起诗学研究者的重视.     

论黄遵宪的客家情结

作为客家人的黄遵宪,自小受客家文化的熏陶,有着浓郁的客家情结。他一方面积极发掘客家、热情颂扬客家文化,提高了客家人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客家资源,成就了他在文学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继承了粤东客家文人的传统,有意识地以客家方言入诗,并顺应时代潮流,将新观念融于创作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从而为客家研究和客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略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和局限

“诗界革命”是与几千年的传统诗歌观念的自觉决裂 ,是对龚自珍以来的进步诗歌潮流的新发展 ,是以开放眼光面向世界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 ,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演进的过渡阶段 ,它既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又存在着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文学论略

黄遵宪是晚清第一代走出国门的外交家之一。在十余年出使东洋和西洋的过程中,黄遵宪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站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比较东西方文明优劣,从自强、富足、进步的角度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诗,以"我手写我口","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努力,留下了诗人丰富的情感经历,也留下了晚清"游东西洋者"艰难的思想跋涉历程。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策略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的语言策略,把口语引领进诗界革命的创作中,以消解疲态尽显的文言诗歌.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口语所具有的鲜活易懂、便于传递信息及凸显言说者的主体地位等诸多特点所决定的.诗界革命对口语入诗的倡导与实践,在现代新诗中得到充分回应与继承.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浅论梁启超思想的“启蒙宣传性”——以其“三界革命”思想为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思想启蒙的主将,他发动的三界革命,从文学的角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给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塑造和要求,他的思想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不彻底,但是这些都无法磨灭梁启超的思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启蒙的新动力。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应和“诗界革命”节拍的南社诗歌

对南社诗人群体与“诗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学界多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异处,但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承传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因时移世异而表现出的两派诗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分野,而只从诗学精神的追求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诗界革命”的精神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熔铸新理念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 ,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 ,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 ,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 ,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晚清“小说界革命”语境下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性的事件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才真正广为国人所知。其形象在进入当时最为流行的文体小说的过程中,经过了复杂的中西方文化角力的过程,受到提倡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思想影响的中国小说传统向法国大革命这一异国事件开放了主题,而融入中国小说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又受到中国传统的题材和叙事模式的制约,并改变了传统模式的内涵,从中亦反映出晚清文学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