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时间:1980-1990年代电视流的驯化与时空秩序

本文以1980-1990年代的央视一套的电视流为研究对象,从"双重接合"与"驯化"的理论概念切入,考察中国的电视时间是如何开发并被嵌入日常生活的。研究发现,电视流的时间分配引导观众逐渐形成一套符合现代作息的生活节奏,而电视节目内容也将改革浪潮中的中国观众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全球视野中,社会成员得以共享同一套感觉结构。当时间和空间因电视流而重组,一种与世界同步、全球视野、真实而立体的现代秩序也因而建立。     

文化霸权,还是文化抵抗?——电视图景下的后现代话语喧哗

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后现代视角是重要的研究范式.其中,电视是诸多后现代理论家进行文化批判的绝佳文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抗争:一种认为电视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霸权工具,一种则认为电视代表了抵抗式的通俗文化的快乐.晚近的研究则倾向于多维度的批判性认同.     

观众需求视野下的电视编辑基本素养

在竞争激烈、收视率成为电视台生命线的当下,以观众需求为导向,制作观众要看以及爱看的电视节目,成为电视编辑的首要之责.观众需求存在复杂性,不同层次观众有不同需求,观众需求存在多元取向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此情况下,电视编辑应满足观众需求,全方位提高自己,形成自身良好的理论素养、知识素养、业务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     

关于电视理论节目的几点思考

一电视理论节目在整个电视节目中的地位 从社会对电视的基本要求看,理论节目的一席之地至为重要.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民族需要理性思考,社会发展需要理论创新,电视媒体承载着用主流意识形态统一人们思想的政治任务,"以正确的理论武装人"是中国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办好电视理论节目是这种任务和使命的直接体现.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电视译制的几点体会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强劲的传播优势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电视文化的诞生、电视节目译制也随之产生，并且在翻译领域里逐步形成了其基础理论和研究体系。电视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大众传播载体、作为新型的文化形态，电视不仅走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情感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尤其是在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电视节目的译制显得更为重要。正确认识电视译制的重要性，研究电视译制工作将成为我们电视译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浅议电视传播与观众期待视野的契合

电视传播培养和造就自己的观众，同时也要自觉地将观众意愿纳入创作之中。观众期待视野的形成有着广泛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受其生活经历、经验、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及个体性格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节目选择倾向和审美价值判断标准。[第一段]     

中国电视媒体的迷失

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电视是人们接触最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工具。然而，有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对于电视节目，40．6％的观众认为“部分娱乐节目有庸俗化倾向，要提高文化品位。”38％的观众认为“节目形式互相抄袭，雷同”，28％的观众认为“高水平的演唱会、音乐会太少”，18．4％的观众认为当前电视综艺节目“过分追求豪华形式”。     

平面媒体与平民视角:一种选秀场的建构——关于电视选秀节目报道的报纸内容分析

一、研究背景 电视娱乐节目与电视节目造星向来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近年来,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选秀节目以及这些节目所造就的新一代"平民偶像",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占据了电视屏幕和媒体版面,也占据了观众的视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可以说,一种漩涡式的场域业已形成,普通观众、娱乐界、媒体、管理部门以及各种学者等纷纷被"卷入"了这个选秀场之中,电视选秀节目也成为了一个传播学研究的典型范本.     

电视文化的迎合与引导

作为目前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平台,中国电视在过去的近40年里始终作为大众审美的先行者和启发者而存在着,电视文化始终以宏扬主旋律为己任,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宣传主流文化,倡导主流价值观。由于早期娱乐手段、传播手段的稀缺,电视节目可以主导人们生活习惯,甚至可以影     

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主持人转型及反思研究

顶层设计的助推、新媒介形态的产生以及电视主持人主动转型,使越来越多的电视主持人走进融媒体平台,这一现象为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主持人转型机遇与挑战以及策略的总结,缺乏对新现象的理论解释、电视主持人转型角色变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受众需求以及对平台型主持人职业想象的研究。对现有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融媒体背景下电视主持人转型的研究可从"媒介定位下的角色重塑"、"需求理论下的职业价值"和"身份认同下的自我呈现"这三个路径展开。     

受众真相与公共责任

在大众传播理论的视野中,电视媒体要满足社会公众各种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即公共利益和责任的诉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大众传媒“其目的首先应该服务公共利益,不是仅仅取悦于受众,而是通过满足广泛的传播要求,通过为增进社会福祉做出贡献来实现这一目标”.①但是目前,电视媒体的生存主要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电视媒体的公共责任越来越让位于商业利益.电视作为一种传统媒体,它的营销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广告投放,营销方式的单一限制了电视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     

电视受众心理定势探析

电视是大众传播的载体,其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视率,取决于受众的反应,因而必须要考虑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揣摩媒介特性与观众心理需求的契合点。研究受众心理定势,对于把握受众的心态,增强观众的参与性和节目的互动性,提高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国际化交流有着一定的意义。     

电视学的建构与研究路径

时间:2007年6月28日地点: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今天我们主要就电视学的建立与研究路径作一专题讨论。我们知道,世界电视从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迅速崛起,对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目前,无论是在电视业务探讨还是在电视理论研究方面,电视都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属性和发展架构。西方学者对于电视     

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人际传播

电视访谈节目是一个将人际传播进行大众传播的过程,观众分享了嘉宾的故事与情感。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人际传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电视访谈节目的大众传播是人际传播的延伸和拓展,只有现场的嘉宾、观众谈得尽兴,电视机前的受众才能看得尽兴。     

从“使用与满足”分析相亲节目走红原因

传播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新时代,眼下大众传播的传者在新的传播形势下,把受众看作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的市场。随着《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在荧屏上的走红,出现了以相亲交友电视节目为代表的电视传媒的又一轮娱乐热潮,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理应清醒冷静的看待相亲节目。本文以电视相亲节目为研究对象,运用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法,探讨它们走红的原因并进行反思与考量。     

从欧美"真实电视"看媒介的道德自律

欧美商业电视台近年来热播"真实电视"并达到极高的收视率.在商业成功的背后,"真实电视"反映出媒介的道德自律弱化而导致低俗化的倾向.媒介的道德自律不仅是摆脱困境和危机的现实之路,从大众传播事业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更应该是媒体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路.     

电视传播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一个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就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限娱令”引发的电视媒介角色和发展思考

2011年10月25日,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此项政策被称为"限娱令"。"限娱令"对于电视节目内容大规模的调整,是否能够促进电视产业的发展,是否能够满足受众对于文化多样性的需求等等问题随之而来。     

电视新闻话语的伪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中就电视话语的解码过程提出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一是"支配-霸权立场"。它假定观众的解码立场跟电视制作者的"专业制码"立场完全一致。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观众的解码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权威,另一     

基于意识形态理论看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产业运作

运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本文解析了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产业链条和意识形态运作。笔者发现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包括模式研发、模式分销和本土化改编三个主要环节。同时,境外电视模式在中国的翻拍、改编有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在意识形态接收和意识形态重构之后,中国生产者对境外电视模式的改编形成了意识形态混杂的产品,这是重要的传播学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