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与司马迂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卖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从卫太子起兵反叛谈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汉武帝在卫太子举兵反叛之前并未有诛杀太子之意,直至太子起兵反叛,武帝才下令诛杀,并由此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持续动荡。汉朝盛世局面一去不复返,由此开始了休养生息的政局。     

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与司马迁之死——《史记》阅读札记之五

《报任安书》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曩”“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和“今”,而由三个概念的不同时性可以确定《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前91）的年尾。“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是司马迁处理《史记》稿本的确切说明,意思就是正本藏于嫁给杨敞的女儿家里,而副本留在长安。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不断把施行“巫蛊”的人和“谋入匈奴”的罪名联系在一起,终于导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其标志是征和四年（前89）六月车千秋任丞相后亲自参与“掘蛊兰台”。“掘蛊兰台”导致太常、大鸿胪和御史大夫或自杀,或被杀,其属官也被牵连,直到后元元年（前88）六月结束。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之中卷入“巫蛊之祸”再次下狱死。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汉武帝时巫风大盛,“巫蛊之祸”亦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暴。研究“巫蛊之祸”,对于认识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是有其启示意义的。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巫蛊之祸”性质再论——以西汉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夺嫡斗争为中心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自太初元年(前104年)到后元二年(前87年)共18年间,以戾太子为首的卫氏集团、以李广利和刘屈氂为首的李氏集团以及宦官扶持起来的赵氏集团展开了夺嫡斗争。外戚势力是在皇权与宗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受"择权在君"思想的影响,武帝立嫡不坚,更加剧了夺嫡斗争的惨烈性。"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李氏集团利用江充与刘屈氂里应外合灭太子,以实现夺嫡,抢占权力制高点。     

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李陵之祸迫使司马迁思考人生的价值、看透世态炎凉、认清帝王专横、坚定《史记》写作、重评历史现实     

汉卫太子刘据谥“戾”新解

汉卫太子刘据因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案而与其父反目,最终被围困自尽,汉宣帝即位初期为其定谥为“戾”,后又称“戾太子”.本文重新梳理征和二年到宣帝定谥的历史过程,着重对宣帝时期霍光专权、建立武帝正统权威的政治实际,昭帝时期隽不疑对京城长安发生的假卫太子案的处理,以及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体现出卫太子“不悔其过”的法律因素三个角度进行解读,分析卫太子谥“戾”的内外原因,总结背后武帝统治权威的根本性影响.     

"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司马迁的天道体认方式、

史学家司马迁面对强烈的天道疏离感,选择了以“发愤著述”的方式,完成了冷峻历史理性的思考,成为中国古人超越个体生命的三大基本范式之一。     

论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司马迁《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史记》写作的缘起和主要内容。《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二者历来是研究《史记》、司马迁生平、思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拟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客观原因来探寻司马迁的创作心态。     

论司马迁的著史精神对新闻记者的影响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记者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记录者。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深入实际、尊重客观和不畏强权的精神对新闻记者有着学习、借鉴的实际意义。     

司马迁“著书立言”说的审美视点

司马迁“著书立盲”说是在继承《春秋》的笔法、拓展楚辞发愤抒情内涵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司马迁“著书立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视点；坚持文学的现实批评精神，尚真求实不虚美，揭露抨击现实社会的罪恶和各种弊端；打破世俗观念为小人物立传，弘扬普通人物身上的正义之气。     

司马相如生年考述评

目前学术界关于司马相如生年的考辨有五种代表性意见,文章对这五种意见的考辨思路,及其考辨的文献支持度,即各种意见对原始文献证据的发现、采用和理解的过程进行比较性评述,认为第五种意见刘南平所发现的文献依据,形成了严谨确凿的证据链;建议将司马相如的生年表述为“约公元前169年（文帝前元十一年）”;同时提出以《资治通鉴》为学术考辨之依据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司马迁在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

司马迁在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是丰富多彩的,它们表现了战争人物面对死亡的众生相。司马迁通过写战争人物的死亡临界而使生命定格,战争人物最后的“亮相”变为永恒的雕塑屹立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战争人物临死前的自我表白,包含着丰厚的历史信息和巨大的情感容量。司马迁写的只是瞬间的言行,却以广阔的历史为背景。《史记》死亡叙事中蕴含着司马迁对历史和人性深刻的体悟与感慨。     

司马迁对先秦哲学"侠者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主流哲学中蕴含着侠者意识,司马迁则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更在西汉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将其发展为理论,使其成为创作《史记》、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而侠者意识亦凭借《史记》之影响,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思想及艺术两方面,对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发挥着重要影响。     

岑参卒年辨

对于岑参之卒年，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大历四年(769)岑参东归未成，遂于本年秋冬之际客死于成都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