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披沙拣金 剖璞取玉——批判继承传统作文教学法

熟读、精思、多看、勤写,是我国传统的作文教学方法之精髓。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封建社会,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产生了程式化的作文教学方式。唐代“以诗赋取士,作应举诗”,有“破题”“颌     

试赋取士肇始新辨

一些论唐代科举制以及唐代律赋的史学或文学著述,都认为以试赋取士始于唐代。其实,唐代试赋取士是沿隋制,并非唐统治者的创举。无论是从献赋与纳赋的制度来看,还是从隋唐取±考文的实例,以及此期杂文与文之关系来看,唐以前就存在以试赋取士的情况。     

虚词不虚 妙用生辉

<正>古语说"歌言情,诗言志",古人也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在唐代,对士子们来说,诗最重要的作用,恐怕不是用来抒发感情什么的,而是用作考公务员的敲门砖。唐代以诗赋取士,诗作得好,就有可能考中进士做官,一下子改变身份地位,光宗耀祖,     

说科举

中学教材里有许多篇目涉及到古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有向学生介绍的必要。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行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是由国家特定许多科目作为取士的标准,读书人就照这些标准去读书写文章以备应试。这种制度滥觞于隋朝,完成于唐代,后来不断加以修改:从唐代到宋神宗熙宁以前侧重于诗赋,可以称为“诗赋取士时代”;熙     

简论唐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当时只设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凡读书人均可参加考试，从此科举取士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唐代不仅继承了隋制，而且还将其进一步完善，唐代科举在整个科举制度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对整个唐代社会影响之深可从方方面面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印证。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再思考

“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另一些学者认为“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发展起了消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承认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概念的理解不一。本文在梳理了上述概念之后,认为“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是互为因果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唐初科举考试中“识文律”的评分标准促进了律诗的形成与定型,加速了有唐一代诗歌审美规范的转换；在后一阶段,则是唐诗的发展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式,并最终形成后代无法企及的诗国高峰的到来。     

进士科考试内容历史演变之原因分析

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因具有不同性质特点和功能而受到各个历史朝代不同程度的重视。唐朝重视诗赋取士,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用,元明清则采用经义取士,进士科考试内容从诗赋取士走向经义取士的过程是考试的外部功能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庾信诗赋创作艺术新论

在中国古代,诗与赋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诗体与赋体直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不断从对方那里借鉴与吸收某些艺术长处,以改进和提高自身的艺术素质,由此产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这是诗赋二体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诗赋作家。他文才高瞻,诗赋兼工,北周宁文连说他“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创亮”（《庾信集序》）从创作艺术看,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是应信诗赋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诗赋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而这一点却长期以来为论咦信…     

文体“合为时”而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是我们的历史习惯、思维传统。而考试文体的发展演变,从科举到高考,似乎也受着这样一个强大的逻辑制约,“文体合为时而变”。科举制于公元607年由隋炀帝开创,是封建王朝的一种选拔官员制度。到唐代已发展成为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之一。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唐代,科举地位最高的进士科以诗赋为重。因为诗赋虽然也有很多的条件制约,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诗赋重文采,文学性更强,考场作诗赋文更能显出学子们的真才实学。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状元李昂的《旗赋》,思路严谨,词藻华丽,韵…     

进士科考试内容历史演变之原因分析

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因具有不同性质特点和功能而受到各个历史朝代不同程度的重视。唐朝重视诗赋取士，宋代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并用，元明清则采用经义取士，进士科考试内容从诗赋取士走向经义取士的过程是考试的外部功能与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协同作用的结果。     

论康、乾时期辞赋创作中的赋、颂互渗现象

赋的产生伊始便具有浓重的政治品格。唐代以诗赋取士，更是刺激了“赋的颂赞”与“颂的铺陈”的同趋同归。这种趋向，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发展到极致。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政策所致，同时也与文人在政治体制夹缝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的心态息息相关。这种态势使赋的创作出现了片面的繁荣，同时也对赋作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束缚。本文即从赋、颂的历史溯源中对清代康、乾时期的赋、颂共作现象及其成因与走向作解析。     

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进士考试三场制度最早形成于唐代。唐初进士科学只试对策，唐高宗晚年形成贴经、杂文、对策三场。唐中期三场考试偏重杂文，尤其重视诗赋考试。唐后期强调考试经史，五代时出现以义代贴经趋势，孕育着宋代进士考试的改革。     

孟浩然的求荐诗

唐代开元年间,是盛唐诗风形成的关键时期,武后时兴起的重视文词的进士科,进一步演变成“以诗赋取士”,为各地有才华的寒俊文士敞开了人士的希望之门,各种松散的才子型诗人群体间的争奇斗妍取代了过去由宫廷侍从文人集团主持诗坛的局面。孟浩然就是在这种“诗坛”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著名的求荐诗人。     

唐代科举考试帖经研究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永隆二年以后,明经进士二科始帖经,并分别于当年和开元二十五年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定制.帖经标准一般为"每经十帖"和《老子》五帖.但在试贴的发展过程中",孤章绝句""、倒拔"等帖经弊端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以诗赎帖的现象.帖经地位在"三项试"考试制度中地位不高,不仅是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的结果,同时还受到科举取士重诗赋、官员选拔重进士出身而轻明经出身的影响.     

科考轶闻

“意尽”其仁唐代天宝年间,祖咏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当时考试的内容,除策问之外,还需加一场诗赋。考诗赋时,诗题和用韵都是限定的,写时又要用典雅美丽的词语、吉祥的典故来组织成篇,重重限制之下,很难产生优秀之作。祖咏应试的诗题是《终南望余雪》。按规定,这首诗应写成六韵12句的五言排律,可是祖咏只写了4句:     

《薛瑄诗选》序(稿)

唐代的诗歌非常繁荣,名家辈出,各种诗体、诗格都有,几乎无所不备。所以鲁迅先生说: 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 大可不必动手。(《答杨霁云函》、《鲁迅书信集》下册699页) 这几句话说得有点道理,但是也未必尽然。因为中国从唐宋到明清,一直是一个“诗之国”。为什么这样呢?这是考试制度造成的。唐代建立了考试制度,考的科目虽多,而最重进士科。考的是策论文章和诗赋。宋代一度改考经义,但主要仍是进士科,所以当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明清考试,重视制义,也就是所谓“八股文”,此外,仍     

谈王孟的佛诗

唐代佛教盛行,兼之当朝以诗赋取士,所以,数以千计的诗人都深谙佛理,写出了大量与佛有关的诗歌。其间,孟浩然与王维的佛诗值得研究。本文试从“以佛理入诗”、“融山水于佛”、“触景而悟道”三个方面对他们的佛诗进行探讨,并作简略的比较。指出孟浩然的诗说佛论禅平实显现,王维的诗多不着痕迹,尤其是作于辋川的一些山水诗,禅味浓而不露,为佛诗中的佼佼者。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青峰

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人因之谓进士科为“词科”。诗赋考试要求士人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深刻的审美感受能力,清新活泼,富于灵气。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体,韵脚由试官限定,对偶声韵的严格,则是汉语言文字的特色,由此亦可考查掌握汉语言文字的能力,这又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号称“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在天宝十年的科考中以《湘灵鼓瑟》诗一举成名,传为佳话。诗曰:“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人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全诗想象驰骋,天上人间,神秘瑰丽,琴瑟悠悠,花草芬芳,而悲风飞越,则表露出诗人凄凉的情怀。最后结句,“曲终人不     

论赋与诗在李白笔下的交融

诗与赋是两种关系非常密切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交流互动的局面。李白诗赋兼擅,他的小赋受诗影响,由铺张走向提炼,由体物走向抒情。在诗歌创作方面,汉大赋的“炎汉气象”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表现方式,对李诗“壮浪纵恣”的笔势与气魄,有深刻影响;而李诗的奇幻浪漫则滥觞于屈原及其后继的骚体赋。作为“盛唐气象”和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性作家,李白突破文体界阈,融合诗赋,推进诗歌发展的创新精神非常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