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派词评的理论建构及其在词坛的影响

常州词派在清代嘉道年间顺应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及词坛背景应运而生,其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词论的一部分。它对清代乃至现代词坛的诸多词人及其词论观点的提出均提供了理论的表述模式及学理意义上的帮助,对中国的词史也产生了影响。     

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交汇——张翥词接受研究

张翥词作融南北宋词风,于清代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清前期浙西词学推崇张翥词作姜派之风及格律音韵;清后期常州词派赏张翥词作忧时伤乱及以词为史的特点。同时,身处浙常二派交汇的张翥词风亦对介于浙常二派中间词人群体的形成及促进词坛全面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     

浅论常州词派的读词方式

文章认为,常州词派历代词人的读词方式有其内在的继承性。具体看来,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方式读词;周济以＂寄托＂的方式读词;谭献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方式读词;陈廷焯以＂沉郁＂的方式读词。且这种读词方式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词学本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晚清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及其词坛影响——“临桂词派”的桂学研究之一

以广西临桂词人为主的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作为词派领袖,标举“重拙大”之旨,建构《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体系,奠定临桂词派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基础,形成在晚清词坛上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三足鼎立之势,并对浙派常派不断超越与创新,对词坛产生重要影响,确立其在词学史,尤其是晚清词坛上的地位.     

论常州派领袖张惠言的词论与词作

嘉道词坛,浙派日衰,颓风日盛。外部的社会危机和词坛内部的流弊促使词风变革成为必然。张惠言于嘉庆二年编《词选》,尊词体、重寄托、别正变,成为常州词派兴起的标志。张惠言的词作清新疏朗,格调高远,是对常州派词学观点的积极实践。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和词作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论常州派领袖张惠言的词论与词作

嘉道词坛，浙派日衰，颓风日盛。外部的社会危机和词坛内部的流弊促使词风变革成为必然。张惠言于嘉庆二年编《词选》，尊词体、重寄托、别正变，成为常州词派兴起的标志。张惠言的词作清新疏朗，格调高远，是对常州派词学观点的积极实践。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和词作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常州词派的观念嬗变及对苏辛词的接受

常州词派打破了浙西词派以姜夔"清空"作为唯一标准的词学主张,转而注重比兴寄托,并在此基础上抬高了苏轼和辛弃疾的地位,对他们的词作予以了高度评价。张惠言将苏、辛二人放在相同的位置上,而周济则更推崇辛弃疾词,后期谭献、陈廷焯等又略重苏轼。这样的发展历程能够反映出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常州词派对苏辛词的接受情况。     

悲吟与呼唤——萧红的悲情小说管窥

萧红的悲情小说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和视角在浅唱悲吟中呼唤人性的觉醒。她的作品常用儿童的视角,通过不谙世事的儿童的眼光来折射社会和人生的色彩。在作品的构建上,以独有的超常规的语言和散文化的结构来构建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在作品中多运用象征的手法赋予作品深层的意蕴。不论是儿童视角,还是散文化的句法和结构,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萧红的小说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常州词派的当代评与宋代词人当代评比较

清代常州派与宋代词评家在词学理论、词评视角和创作主体与词评主体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宋代词评家将词评放开在整个文化背景上看词的优势与不足，清代常州派词评家将词评放到与宋比较的格局中而论词；宋代词评伴随创作而展开，清代词评则与浙西派比照中来进行；宋代词评是先作者后评论，主张创作先行；清代是先学者后创作，创作往往是主张的演义。     

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的词史契机与多元观照

阳羡词派作为清代词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脉,以“稼轩风”为楷模,给清初词坛带来了新的活力。通过观照辛弃疾与阳羡词派的词学思想,可以发现阳羡词派在理论与实践中对“稼轩风”的承继,这种承继离不开明末清初风诡云谲的社会气息以及词体亟须革新等诸多因素的加持。值得注意的是,阳羡词派与“稼轩风”的双向互动不仅促使阳羡词派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词学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稼轩风”在清初词坛的传播,甚至对清初词风的建构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经学与词学——离合于常州、浙西二派之间的谢章铤

谢章铤为晚清闽中著名词学家，著录有近20万字的《赌棋山庄词话》。在其汉宋合一、经世致用等经学思想的影响下，其词学思想亦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间求取自身的价值，表现为对浙西、常州二派的折取，并将词史概念再一次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及在词话撰写中考订词律、词韵等。     

词坛皇后 婉约宗主——李清照词于清代的接受与影响

李清照的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誉满词坛,宋人对李清照词已有认同,誉其为"易安体",明代词论家认为她是词之正宗。清代词学复兴,清人对李清照的词也是格外推崇的,词论家们推之为词坛的皇后,婉约派之宗主。从宏微观接受以及传播的角度对李清照词于清代的接受与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李清照词正是在清代完成了由体入宗再到派的历史定位,从而最终确立其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     

作者之心与读者之意--关于常州派词学解释学的研究札记

常州派词学中包含丰富的解释学与接受批评思想,不仅补充和丰富了古代文学接受批评的相关理论,而且对晚清近代词坛创作以及词学由近代而现代的转型有着一定的影响。应当借助于现代解释学的相关理论,从批评的意图与过度诠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比兴寄托的标准与判断等三个方面,检讨常州词学的解释学思想。     

角色之重与生命之悲——教师职业的现实博弈

“教师以76%的比例高居不和谐的职业之首”,这是前不久中国人大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同新浪新闻频道联合启动“2006年上班族工作和谐指数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教师职业的幸福指数偏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幸福是一种体认,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描述,是对职业生命意义的终极体认和关怀;而指数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这里的幸福指数则是衡量教师这个群体主观生活质量及和谐发展的核心指标,它测量的是教师的幸福感,是满意度、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教师的职业幸福不能告诉、复制和灌输,它只能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滋生、膨胀、氤氲起来。如果说幸福的萌动源于教师生命的一种体认,那么幸福的生长则源于师生生命的对话。没有教师的欢乐也难以有学生的欢乐,缺失幸福的教师也难以有幸福的学生。对于用心体认幸福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心灵的荒芜,而是精神的沐浴;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自由的创造;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洗礼。值此第2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把视线聚焦在教师职业的幸福指数上来,旨在唤醒教师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关注,拓展自己职业生命的思考空间和理性境域,在静心的品读和智慧的劳作中做幸福的教师,幸福地做教师,享受做教师的幸福。     

歌之长恨 咏之长悲——现实与梦想的交响

《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 ,此时正是诗人白易居情感受挫、孤苦彷徨之时 ,《长恨歌》则是诗人心境的写照。在诗中 ,诗人通过欢散悲来的李、杨之恋 ,抒发了对世事无常的感叹 ,透彻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的兼济天下思想、佛家的轮回之念和道家的玄冥意识     

满城风雨殆将有变——试论近代常州词派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

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是近代词学的一座重镇.纵观常州词派的整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常州词派诞生了许多词作艺术技巧高超、在词学理论探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词作家,如张惠言、周济、朱祖谋、况周颐等.常州词派在近代词坛的兴盛并非偶然,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索和发现.     

心中唯有赤和诚——读秦中吟的古体诗词

秦中吟(原名秦克温),他既是一位新诗诗人,又是一位旧体诗诗人。自五十年代以来,他先后在全国各有关报刊上发表了五百余首新诗,二百多首古体诗词以及大量评论文章。有十余篇(首)作品获奖,并被选     

兴怀之吟与共鸣之悲——论乔吉散曲中的怀古之作

乔吉是元代文人中"沉屈下僚,志不得伸"的典型。在传统理想与现实生活中艰难跋涉的他,将其有志难酬的感愤、枉作笑谈的凄凉与家道中落的悲酸交织着宣泄在怀古散曲中,本文着重探讨乔吉散曲中的兴怀之吟与共鸣之悲。     

“才志”与“末世”撞击出的悲响——浅论贾探春

探春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典型人物,在大观园里又是个与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并列的第一流人物,也是荣宁二府女性中一位秀外慧中、有胆有识的杰出人物。她的结社、理家、怒反抄检等一系列果敢行为以及日常为人处世、言谈举止,不得不使人们对她刮目相看。她也是作者极力塑造的比较偏爱的闺中女儿,贾家姐妹中的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