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十七年”文学的丰富图景——评方长安的《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十七年文学”是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讨论它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多数研究者要么把“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事实,要么就只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即便论及中外文学关系,强调的也是苏联文学同期对应的单方面影响,很少将国际场景和国内语境结合起来,从文学的交流互动层面来思考问题。     

文学的回归--关于"十七年"文学归属的思考

人们一直认为，1949年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现代文学的终结，从而把本应归属现代文学的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硬生生地划归为当代文学。本文作者试图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文学的延续性、现代文学的结构等方面说明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学应回归现代文学，以保证其完整性。     

当代政治小说:从"十七年"到"文革"的几个个案分析

文章通过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三篇作品的比较研究，指出能否在政治小说中揭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内涵是政治小说成败的关键所在。     

红色经典改编中商业资本和意识形态的角力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因受特殊历史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带有极强的“政治话语”色彩。二十一世纪,电视荧屏上频现改编后的“红色经典”．但政治色彩已淡化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消费色彩。在改编过程中,商业资本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一番对文化权力话语的争夺。     

再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历史分期

就1949--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而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以政治为标准的历史分期,而不是以文学为标准的历史分期;从文学自身的视点出发,1964年是1949--1976年中国文学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对“文革文学”思潮的一种叙述

“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是我们能够走向对“文革”文学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理由。“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除了在“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的“理论命题”、文学创造的“实际操作”和“文学行为”等具体体现的文学思潮类型、形态方面的大量“同源”“同向”的现象。二者之间呈现为鲜明的“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特征。     

我们怎样对当代文学说话--评刘克宽《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是一部富有开拓性的文学研究专著.她以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为依据,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视角,在历史的政治逻辑、文化法则相连通的语境中对研究客体作开放性的把握与思考,从而使"文学性"含量不高的"十七年文学"话语实践获得了空前的丰富性.作者摒弃了庸俗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观念和模式,而立足于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角度对"十七年文学"进行时代性反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同时,积极、合理地吸纳了包括新历史主义在内的多种先进的文学理论,既破除了陈旧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模式,又避免了新的狭隘和偏执,成功地完成了双重超越和突破.     

说不尽的“祠堂”——综观20世纪乡土文学看取“祠堂”视角的整体变迁轨迹

“祠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一直未正。面多视角地对“祠堂”进行过深层文化透视。以各个时期有关“祠堂”的经典文本，清理和剥离出20世纪乡土作家对乡村看取视角的几种基本模式：即20年代以鲁迅为先河的文化批判视角，30年代社会问题剖析小说的社会政治经济视角，40年代到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80年代的多维文化视角。探讨制约着看取“祠堂”视线的诸多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借此获得对20世纪我国乡村认知与言说历史的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把握。     

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

本文提出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问题。论文首先反思了文学与政治关系从“政治化”到“非政治化”再到“泛政治化”的历史演变,接下来说明为了发挥社会主义文艺的正常的积极的政治功能,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话语权力,论文进而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批判的魔力与局限作了全面的解析,最后初步从学理上论述了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关涉到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     

对"十七年文学"教学的再思考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无法回避的。文章结合当前的文化语境对“十七年”文学教学做出了一些思考,从思潮、作家、作品三方面探讨教学的可能性,以使“十七年”文学教学既能摆脱以往的政治史模式,以审美、客观的态度去观照“十七年”;又兼顾其特殊的历史环境。     

二十世纪时空坐标上的十七年文学--《阐释与重构-当代十七年文学沉思》绪论

认真审视当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史”的意识的缺席使“当代”几乎成了随时代潮流而变的游离于历史之上的概念，在这种意识操纵下，“十七年”一旦失却了历史的坐标，本应极富历史复杂性的学问即很容易变成任性而浅薄的应景式操作，使价值的判定变得极具随意性。作为特定时期的一个文学单元，当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坐标，从20世纪的宏观背景上加以审视，超越政治决定论的文学观，才能在其价值认定和审美评定上，真正透析出它的相对独立的本真特征。     

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之一

“工农兵诗歌”创作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想象方式经历了“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两个阶段,这两种想象方式使“工农兵”形象趋于“符号化”并最终走向“完型化”。透过诗人想象方式的前后变化以及符号化“工农兵”形象的价值化过程,人们能有效探察“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显现方式,以及特定文学现象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反思:十七年中的一种文学现象——对六十年代初反映大跃进失误小说的探讨

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中有一个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即具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它由对十年浩劫的反思扩展到对文革前以至更久远年代的反思;由政治上的反思深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而使新时期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然而,纵观当代文学最初发展的十七年,固然以“强调阶级的、群体的,歌颂光明的意识”为其主要特征,但是,作家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仍使十七年文学面对坎坷艰     

"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

论文试图从“历史叙事”的重构角度对五十多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清理,检讨在“重构”这一段“历史叙事”——作为文学史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重构”所指向的“十七年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的意味。     

解读十七年文学史中的宏大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走向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启动,中国作家的心中普遍涌起了一股将历史叙事纳入到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激情。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颂赞新社会、新政权,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文学便凸显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学。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作家主体在通过宏大叙事确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一种伟大变化的无形统一”过程中,又彰显出一种历史决定论思维。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受到重视原因探析

对“十七年文学”从不同角度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十七年文学”在当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中国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心态有关。部分理论研究工作者已放弃对西方文化价值立场的过份认同，转而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的东西正好契合了研究者的这种追求。“十七年文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还与“十七年文学”在当时拥有的读者群广大，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有关。     

论英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词汇是某一语言中的单词或单词的等价物(如习语)的总汇,它是语言的三个要素之一,所以一直倍受语言学家的重视。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1972)说过,“没有语法,人们可以表达的事物寥寥无几;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词汇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历史、神话、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词汇是语言三个要素中和文化关系最密切的,“正确了解词汇意义必须以很好地掌握目的语文化为前提。”[3]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中传授英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伤痕文学的深层面的意义在于：它率先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文学的批判与否定,这使它首次走在政治的前面,这表明了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尊严的树立、自我人格的塑造和文学本质的回归。反思文学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在反映十七年这段历史时存在某种严重的缺陷,而反思文学在反思这段同样的历史时,以解放了的思想认知和历史哲学的全新视角对之予以了更为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的反映,这就对那段扭曲的文学史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匡正和补救。     

“后新时期”—— 一个非历史性的概念

“后新时期”概念是对应于“新时期”和“后现代”而提出的，它企图与后两者既建起一种文学逻辑上的平行关系，亦建起一种文化逻辑上的平行关系。本文认为，“后新时期”概念由于它所指称的文学拒斥和否定文学自身的历史性，它所要表达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非历史性的，因而使得这一概念无法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特性作出表述，它同“新时期”和“后现代”之间的文化逻辑关联亦是非历史性的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