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来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且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主要有三:其一,朱熹讲"性即理",既讲人之性又讲物之性,并且认为人、物之性都是禀赋天理而来;与此不同,王阳明讲"心即理",以为天理即人之道心,人之良知。其二,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首先在于"即物而穷其理""格物致知",然后"为善以去恶",从而"克尽己私,复还天理";与此不同,王阳明反对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之说,认为"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就心上讲求,"存天理"只在于"去人欲"。其三,朱熹认为,"存天理"与"灭人欲"是先后不同且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工夫;与此不同,王阳明认为,"去人欲"与"存天理"是同一的,"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并且特别强调去除人欲。然而,他们都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去除人欲,因而又是一致的。     

浅析朱熹的理一元论

朱熹建立了一个以"理"为本体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是最根本的,并从本体论意义上阐释了"理"和"气"的关系——"理在气先"。他还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最高、最根本的"理"——"太极",且用"理一分殊"来说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理"本论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也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因此探析"理"本体论对认识朱熹的整个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朱熹哲学中的“仁者爱之理”思想

"仁者爱之理"是朱熹哲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对其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朱熹突破了传统的章句训诂,更多地是从哲学本体论上,对其作了富有创造性的阐扬,主要从"仁者爱之理"的动态性、"仁者爱之理"的开放性以及"仁者爱之理"的兼容性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彰显了朱熹仁学思想的基本风貌,突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展示了朱熹解释学的特色所在。     

朱熹心性论和易学的关系

朱熹在心性论上,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而"理"与"太极"相连,"气"与"阴阳"有关,由此阐述朱熹的心性论和易学有密切关系.     

朱熹的天命观探微

传统儒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一直延续着丰富的天命观思想。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作为宋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天命观思想为传统儒学思想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为:他重新梳理了天命观的本体基础,理清了天、理、气与命的互相关系;在此基础上,他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理之命"与"气之命"的不同分类与它们不同的作用,从而使儒家天命观的本体思想更精细,内容体系更系统,解释力量更强大。对朱熹天命观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朱熹思想的超越力、生命力与创新力。     

朱熹理欲观之再认识

朱熹的理欲观既继承了先儒关于“理欲之辨”的思想,又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其作了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欲思想。具体而言,朱熹提出了人在“明天理,去人欲”上的理性自觉,“人欲中自有个天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以及“以理节欲”的修养论。朱熹的理欲观对于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略论王阳明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批评

在朱熹看来,所谓"格物致知"即是由"即物穷理"而"豁然贯通"。他的这种阐释是儒家对格物致知解读的主要代表思想。王阳明也深受其影响。在"庭前格竹"失败的刺激之下,王阳明他对朱熹思想进行了彻底检视,认为朱熹的阐释析"心""理"为二,"务外遗内",导致了其践行的失败和当时学术道德风尚的下滑。就朱熹而言,他的确把"心""理"区分开来,但并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二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在注重穷及外物的同时,也讲求"反求内省"。因此,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有失妥切公允,他把朱熹思想与其庭前格竹以及学术道德风尚的滑坡勾连起来也显唐突。     

试论朱熹的义利思想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尽管朱熹也强调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不可相离，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无元气之理”，但实际上，朱熹还是把理看作是宇宙的主体，认为理在气先、天地万物是沿着理──气──物的顺序演变而成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①，“才有此理，便有此气；天下万物万化，何者不出于此理”②。也就是说，“理”不是万物的抽象，而是存在于万物之前的…     

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

浙江的严州在地缘上与徽州相近,在血缘上与徽州相连,在风俗习惯上与徽州相似,是朱熹理学衍流深远的重要地区之一。严州地域上的优势、朱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是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主要原因。朱熹及其学说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一是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二是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三是影响了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朱熹理欲观真相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批判存在误解的成分:一是没有真正弄清朱熹所谓"天理"、"人欲"的内涵,二是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对立关系过分扩大了.论文还原出朱子理欲观的真相,并对与其有关的"以理杀人"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做出新的诠释.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魏了翁的理气观

魏了翁是朱熹的私淑弟子,其思想受朱熹影响明显,突出表现在理气问题上。他以性理作为理的主要内涵,以鬼神说气,在理气关系上坚持在现实层面上理气不离,逻辑层面上理高于气的观点。     

对朱子性、气关系的讨论

朱熹在构建道德形而上学的时候,以道德之理作为世界的本质。但朱熹也必须解释现实世界中恶产生的原因。由此朱子将恶归为气而与理相区别。但这也易造成理与气的绝对二分。所以朱子又提出了气质之性,使之兼跨理与气两头,将两者重新结合了起来,避免了理与气二分的紧张。     

朱熹与陆九渊哲学思想之比较

朱熹和陆九渊各自都分别建立了哲学思想体系。在哲学本体论上,以天理为本,这是朱陆双方的共同点。但是,朱熹以心外之理为最高本体,强调理是世界的本源。而陆九渊则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在我心中,强调以心为本体,心即是宇宙本原。在哲学方法论上,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即“先立乎其大者”为宗旨,提倡简易工夫。而朱熹却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兼顾,同时并进。朱熹为学主格物穷理,陆九渊重发明本心。朱陆方法论上的认识差异,是由于他们哲学本体论的不同所致。     

对朱子性、气关系的讨论

朱熹在构建道德形而上学的时候,以道德之理作为世界的本质。但朱熹也必须解释现实世界中恶产生的原因。由此朱子将恶归为气而与理相区别。但这也易造成理与气的绝对二分。所以朱子又提出了气质之性,使之兼跨理与气两头,将两者重新结合了起来,避免了理与气二分的紧张。     

论康熙与朱熹理学观的异同

一康熙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思想。理学亦称道学,人们以宋儒讲论事物所以如此之理,兼及性命之说,大异于汉儒训诂注释之学,故谓之理学。周、邵、张、程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朱熹集其大成。但因朱熹认为“性即理”,世人谓理学;陆象山认为“心即理”,世人谓之心学。康熙却是推重朱熹。他曾说理学“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世一定之规。……理正言顺,和平宽宏,非后世浅见而轻议者同日而语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康熙对朱熹推崇备至。之所以这样,还因他认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很显然,康熙推崇朱熹,就在于朱熹所作之书和所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