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混淆的作品和人物形象

一、容易混淆的作品 1．《汉书》与《后汉书》 两书均为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作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后汉书》的作者是南北朝史学家范哗。     

刘咸炘《汉书知意》探微

刘咸炘的《汉书知意》引证丰富,侧重从史法、义法角度论析《汉书》。在《汉书》研究方面,他不墨守成规,对相关论述予以批判,以宏观视角论《史》、《汉》之异同,并强调研读《汉书》应注重源流,具有较强的史学史意识。     

《汉书》:“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

正初识经典《汉书》,又称《前汉书》,与《后汉书》《史记》《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研究西汉历史的基本文献。《汉书》以西汉一朝历史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记载了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其中,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书中的"八表"     

《汉书》:“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

正初识经典《汉书》,又称《前汉书》,与《后汉书》《史记》《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研究西汉历史的基本文献。《汉书》以西汉一朝历史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记载了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其中,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汉书》以史料丰富、     

《汉书》宣汉思想新探

把宣汉看作班固及《汉书》史学思想的消极面是很难成立的。班固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故以宣扬刘汉大一统为己任；《汉书》宣扬西汉社会的一统成就，确立了她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盛世地位；宣汉并非对西汉帝王及封建统治阶级无原则的颂扬，而是秉笔直书以为政治借鉴，是实录精神和历史借鉴功用的有机结合。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的史学价值

《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隋唐之际,时人对《汉书》的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汉书学"得以兴盛。两宋时期,学人仍怀着浓厚的兴趣对《汉书》进行研读,撰有多种专书,使"汉书学"在宋代继续发展。南宋学人王应麟撰写的《汉艺文志考证》是其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专书。《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类型与方法富有特点,所研究的范畴对其后的"汉书学"发展影响深远。     

《汉书·艺文志》综论──兼谈新时代正史艺文志的改制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正史艺文志，在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全面分析了《汉书·艺文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思想，并通过与《七略》的比较，归纳了它的特点；阐明了它在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同时，结合《汉书·艺文志》的命运及正史艺文志的发展规律，提出新时代正史艺文志应侧重史学功能，内容只能是“记一代著作之精华”。     

法藏敦煌《汉书》节钞本残卷研究

法藏敦煌本《汉书》之《萧何曹参传》《张良传》及《项籍传》残卷,系隋唐以前的一种《汉书》节钞本遗存。考察敦煌节钞本残卷对《汉书》原篇的内容取舍和文字删节可知:删节者意在提供一种能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汉书》简易文本;敦煌节钞本由删节后保留下来的《汉书》原文缀辑成篇,删节者力求于原书"只删不改",则又为该本文字的可靠性提供了基本保障。敦煌《汉书》节钞本残卷注文皆取自晋灼《汉书集注》,且保存晋灼注文之旧,可证晋灼《集注》乃初唐颜师古《汉书注》主要取资和依据对象之一。作为《汉书》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敦煌节钞本残卷对于早期《汉书》流传(尤其是隋唐以前在民间的流传)、文本变易、汉晋以来《汉书》注释等多方面的研究,以及今本《汉书》校订,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与子部小说著录

历代史志目录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首次对"小说"进行相关记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这一"源"对后世子部小说这一"流"产生深远影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后世子部小说的选材影响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思想三方面。《汉书·艺文志》还在小说观方面确立了两种基本模式:一为实录精神;二为"君子弗为"与"一言可采"的矛盾性。     

乐羊子妻

(一)题解: 本文是从《后汉书》卷八十四的《列女传》里节选的。 《后汉书》和《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为“四史”,是我国正史中的名著。《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的史实,是南北朝时代史学家范晔(ye)撰述的。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南朝宋代顺阳山阴人。《宋书》说他少年好学,博通经史,善为文章。他根据前人撰述的十几种有关后汉历史的著作,删繁补略,写成《后汉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后因事被害,他原拟写的十志未成,由西晋梁代刘昭选补。《后汉书》在思想倾向上比《汉书》进步,书中倾注着较多的批判精神;编次周密,文笔简洁有力。但它的人物描写却没《汉书》细致生动,故事性也没《汉书》强。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关于"周期"和"族"的讨论

认为中学化学教材中关于元素周期表中"周期"和"族"的划分及定义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又容易造成教师和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和表达上的不准确,建议在中学教材中取消对"短周期"、"长周期"、"不完全周期"等概念的要求,将"零族"、"Ⅷ族"分别称为"ⅧA族"、"ⅧB族".     

“去行政化”与“纪宝成难题”求解

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由来已久,典型地表现在行政等级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但要想立即去掉或完全去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学发展要求必须去行政化,这就构成了著名的＂纪宝成难题＂。通过对大学行政化形成过程分析后发现,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行政特权,回归学术本位,而非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走行政与学术系统并立的过渡阶段,只有这样去行政化才是可能的,这说明纪宝成难题并非完全无解。     

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

在继承前人对符号意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任何符号都有符号层、逻辑层、学科层、存在层这四个层面的意义。据此,从符号学与集合论这两个视角来看,空符号与空集合虽有着的不同意义,但其相互问存在既相异相通,又相互支撑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在逻辑层面、学科层面和存在层面上“任何符号系统都离不开空符号”。     

“人性”和“人的本质”

“人性”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多层次，变化发展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具有质的区别：涵义不同；反映人的深度不同；人性属抽象概念，人的本质属具体概念。     

侯方域的"悔"与"忆"

侯方域分别以"壮悔堂"和"四忆堂"命名他的文集和诗集,有其深刻寓意。但对于"悔"与"忆"的真正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没有十分确切的文字说明,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和评定他的名节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成为后代研究者的兴趣所在。虽然前代研究者做了不少努力,但主要着力于侯方域名节的争论,在文本解读方面做的不够。通过对《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的文本解读,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侯方域故居的走访,从多元化的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希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更客观、更公正、更合理的诠释。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梦"与"窗"--谈电影与电视的区别

电影与电视的区别,通常用"梦"与"窗"来形容.文章从三个层面分析电影与电视的区别,即技术层面、艺术层面和接受层面.技术层面从制作技术、传播技术和呈现技术三个方面来论述;艺术层面从艺术综合、艺术选材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来论述;接受层面从接受环境、接受主体和接受心理三个方面来论述.最后指出正是由于电影与电视之间存在的区别,电影才不会消亡.     

试论《红与黑》中的"红"与"黑"

对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一书“红”与“黑”的解释，众说绘纭。根据作家当初对书名含义的回答，“红”与“黑”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