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宋两浙地区的宴饮礼俗

南宋时期,江浙地区的饮食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南北文化相互融合,使得饮食礼仪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宴会礼仪的主持者、着装以及用餐流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之处,那就是提前邀请、充分准备;衣着雅适、座次有序;讲究用餐流程、注意宴饮礼仪。     

略论南宋两浙地区的出版业

本文着重从出版者结构、编辑特色、发行方式、区域格局等几方面,分析了南宋两浙地区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地位及其重要的作用。     

南宋时期两浙路市镇经济的发展

市镇是草市和镇的统称。聚落萌发草市,草市成长为镇市,这一乡间商品经济渐进的、自发的过程贯穿于南宋。南宋时期两浙路的市镇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这主要从市场的繁荣、海港的崛起和商税的增加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社区结构与社会生活--宋代太湖流域市镇研究之四

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镇级中心地和规模较大的草市,在空间规模上大多达到或超过了县级城市,并呈现出类似州县城市的社区结构和街区布局特点。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一般乡村的行政、税收、治安、户籍、役法等制度。同时,市镇的文化教育日趋发达,社会生活丰富多彩,重商逐利、追求富裕的观念颇为流行,竞奢好侈、尚慕虚荣的风气相当普遍。     

南宋四明地区的蒙学教育

南宋时期,四明地区被誉为衣冠之乡,士人文化水平优于其他地区。蒙学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形式主要有官学、私学、家学三种,教育内容除沿用传统蒙学教材和使用新编教材外,还与科举考试内容紧密结合。由于四明地区教育的独特性,故蒙学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如从事教育的塾师精英化、教育资源共享、妇女在童蒙教育阶段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南宋时期四明地区的蒙学教育,对进一步了解宋代蒙学教育的整体状况有重要作用。     

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回归分析与预测——以四川南充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南充的经济也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南充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研究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通过一些指数比较可以看出这十几年南充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二是通过寻找一些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居民收入水平和市场物价水平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较大影响．且预测出未来三年南充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逐年增高。     

南宋时期社会教化的路径及价值趋向

面对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及社会伦理道德缺失,为重整封建道德,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南宋统治者、地方官员、士绅和亦官亦教的理学家们,对民众的社会教化予以高度关注.他们不道余力地通过劝谕文、乡约、乡饮酒、堂会、民间话本、立庙碑祠及印行图书等多元路径,对民众实施伦理、风俗、劝学、劝农、法制及军事等方面的有效教化,使得摇摇欲坠的赵宋政权在江南又持续存在且辉煌了一百五十多年.     

论南宋后期理学官员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以真德秀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南宋后期理学官员的杰出代表,真德秀采取宣扬伦理道德、更易民俗风习、强化社会保障等多种方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社会化进程。     

略论南宋临安的市民生活文化

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人口众多，工商业发达，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的生活文化也是丰富多彩。通过对饮食、娱乐、风俗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从中可看出临安市民生活文化的三个特点，即浓厚的商业气息，崇尚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对封建正统规范的反叛意识。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ELES模型分析——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居民消费结构是反映人民生活质量变化和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一个重要指标。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从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两方面对呼和浩特市1994-2007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994-2000年及2001-2007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消费支出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项目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应的,交通通讯和衣着等方面的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上升趋势。     

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

宋代福建科举考试位居全国第一。宋代闽北地区有两千多人考中进士,他们对闽北地区以及福建乃至全国具有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浓厚学风的形成,使福建的刻书业更加繁荣,促进了闽学的最终形成并向全国扩展,使程朱理学在全国占统治地位。因此,研究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既有利于对福建宋代文化的发展有更全面、系统的认识,又可以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     

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

两宋立国均仰赖运河。北宋定都无险可守之汴京，实迁就于运河漕运之便利，依靠运河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运河、尤其是汴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不仅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而且兼顾边防和灾区所需。河漕运之阻滞，是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南宋将行都定于临安，运河也是重要条件。江南运河对各地财赋之转输、政令布达之通畅，以及沿岸地区之繁荣，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浙东运河又成为对外贸易获取商税的重要通道。另外，盐税在两宋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而运河又在食盐运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

北宋状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南宋则集中于浙江、福建，尤其福建较为特别，超过了毗邻浙江的江苏、安徽和江西，说明福建当时的教育比较突出。已知其生卒年或寿数的70人中，80岁及80岁以上的占7．14％；70岁至79岁的占20％；60岁至69岁的占21．43％；50岁至59岁的占17．11％；40岁至49岁的占20％；30岁至39岁的占11．4％；不足30岁的占2．86％。70人的平均寿命为57．74岁。     

宋元时期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以马八儿、俱蓝国为例

元代以前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实际就是宋代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13世纪蒙古的入侵虽然割断了通过陆路中国和阿拉伯经印度的贸易，但是很快这种转运贸易从陆路移到海上，南印度仍然是沟通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要道。     

试论南宋时期江南的城镇化现象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北方、中原人民南迁,南宋江南地区出现了城镇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城镇的数量增多、市场化水平提高,城乡之间、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农村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加强。江南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和城镇以及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快,城镇居民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贫富差距拉大,江南农村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也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改变,固有的宗法宗族制受到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转变为业缘关系,新的社会组织日益取代旧的群体组织,货币关系发展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是南宋江南城镇化过程中,因固有乡村生活的整体平衡被打破,社会结构失去原先的平衡与相对稳定性,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新时期的城镇化建设,应吸收传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宋代太湖地区的人文风气与教育事业

两宋时期,随着太湖地区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升,文化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间藏书与书院建设蔚然成风,地区教育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刺激了科举录取率的增长,所有这些反过来促使这一地区的人文素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乐府雅词》和南宋词风

《乐府雅词》成书于南宋初年，是现存最早的宋词选集。通过对这部词集的择词标准以及思想内容和审美追求等方面的分析，可见其集中体现了宋词发展到南宋时出现的新变，形成一种时代的词风－－南宋词风，因此颇具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