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科学精神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的变迁过程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而贯穿三个阶段他所予以重视的关键性精神即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学问该如何得到发展,并且忧虑“致用”的主观动机容易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其客观性,因此,梁启超主张学者应避开去问所治的学问是否实用.“为学问而治学问”,这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念》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的严酷现实,他所站到的非政治性立场本身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概论》在政治思想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梁启超对顾炎武学术精神的评价——兼谈梁启超与清代实学的关系

梁启超评价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清代学术"黎明运动""第一人"。他总结了顾的学术精神及成就,并认为必须将传统治学精神与近代先进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华学术发扬光大。梁启超这一学术思想及一批著作的形成,使他在上世纪20年代实现了由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到学术大师的角色转换。     

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对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在批判的层面，应揭示出梁启超对“中体西用”思想背景的突破与超越。在倡导的层面，追溯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可以认定，梁启超是早在五四前就大力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的先驱之一。在反思的层面，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反科学，反而表明了他对科学的科学态度；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保守与落伍，反而是他思想超前的体现。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传承研究——以梁启超和姚名达为中心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期间,姚名达与导师梁启超往来密切且结下深厚情谊。一方面,初涉史学研究的姚名达受到梁启超治学方法的启发而初窥治学堂奥;另一方面,他在梁启超的影响下立志开展史学史研究,传承并发展梁启超的史学史思想。本研究主要分析姚名达对梁启超治学精神的传承。     

学术与时代——基于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的论述

学术,就其产生而言,必然有其时代背景,脱离现实语境的纯学术是难以发生的。无论是对时代的顺应,押或是与时代的背离,都是以时代作为一定的参照物。梁启超认为学术是在一定的时代思潮下发生并因此而有意义。本文主要以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作为文本参照对象,阐释学术与时代的关系。     

梁启超学术文化研究视野浅探——以《清代学术概论》为例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中,不仅揭示了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时代思潮","以复古为解放"等学说,还自觉运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针对具体的学科、学派、学者的特点作出了详细的评价,阐释了学术文化史发展与政治、社会等的关系。他注重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发掘规律,展示出了广阔的学术文化研究视野。     

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纪念梁启超诞辰140周年

恰当评价梁启超学术的历史地位,是今年纪念其诞辰140周年应予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时代,其思想和著作影响至为深远,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从其推动近代学术格局的根本变化、提供了近代学术新范式、撰成多部传世之作这三项进行剖析,即可明确得出他是近代学术文化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结论。     

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贡献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学术蕴涵着的理性批判精神与传统治学方法中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能对清代学术作出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总结,与他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勇于接受西方新思想与新学理,以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反思精神密不可分。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性、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他还认识到,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民族主义思想互为表里,构成其“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他指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系统整理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他一生观点多变却不离其宗的内在根源,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提出史学研究要运用整体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联系实际的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给后世治史者提供了必要的史学研究方法。     

对梁启超书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梁启超不仅留给世人典雅而有意味的多产书品,还提出了若干简约而深遂的书论。这些书法理论经过近百年的洗礼,却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人们继续去探索和研究。目前学界已对梁启超的书学思想有了一定的探究,这主要集中在梁启超书学思想的产生原因、主体内涵以及贡献等方面。至于研究中的不足或值得改进之处,一是应将梁启超的书学思想纳入其政治学术思想的研究当中,联系地看问题,从横截面上予以分析比较;二是就纵向比较而言,应将其书学内容放置于中国书学史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宏观把握、审视;三是在于研究方法的丰富。     

“选秀”盛行与大学精神之重塑

当代社会各领域进行的选秀运动,已波及大学,严重冲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目标和评价体系,破坏了大学的学术氛围。我们需要重塑大学精神。重塑大学精神要坚持理念先行,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处理好服务社会与守护大学品格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新时代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精神及其培育

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精神是内化于心的学术契约,是其在学术角色认同与学术活动中自生自发形成的“必然无知”的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约定,主要包括学术信念、学术气质、学术交往与学术自律四种责任精神。然而,当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宰制力量后,“什么知识最有用”成为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目标”,知识成了大学教师达致某种目的的工具,导致大学教师学术责任精神陷入窘境。复燃凝聚教师共同体普遍共识的学术信念,养成良好学术习惯作用下的学术精神气质,搭建以理性交往为载体的学术交往共生机制,拓展以责任伦理为轴心的学术自我修复能力,应成为新时代培育大学教师学术责任精神的核心要义。     

学术期刊编辑的人文精神与职业道德

学术期刊编辑既是精神文化产品的把关人和人文精神的守护者，也是编辑职业道德的实践者。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是形成编辑良好职业道德的核心，在编辑活动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主动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将终极关怀意识贯穿于学术期刊编辑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和文化建构的角度看待编辑的职业认知与自身价值；弘扬主体精神。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在新形势下树立良好的编辑职业道德，要以人文精神为核心，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将人文精神贯穿于编辑道德修养的全过程；要有热爱编辑事业的敬业精神；完善自我，加强自己的责任意识。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强调各级党组织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检查考核制度。     

论学术权威精神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

知识经济时代,学术权威的创新精神、开放合作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等精神气质更加彰显。高校充分发扬这些学术权威精神,为创新人才的成长营造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严谨治学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其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目标的重要举措。     

徽州文化与陶行知的精神成长

从文化学角度分析,陶行知的精神成长与徽州文化（新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行知精神”是多元文化在陶行知身上的荟萃．徽州文化为“行知精神”形成提供了最初的价值、伦理、人生、社会认知的基本框架。徽州文化的地域性、交融性、自育性、母性及其他特质对“行知精神”形成产生多面性的影响。从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看,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之间存在源流关系,形成了哺育与反哺的互动模式。     

多义构式“也就是”解析及其话语功能

在行、知、言三域的框架下,“也就是”是由概括说明义(行域)、主观小量义(知域)、唯一排他义(言域)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构式系统。其中,行域说明义为基础义,经过基础义原型构式的高频使用,配合语境吸收以及构式压制的相互作用,引申出知域贬抑义,再衍生出言域凸显义。“也就是”的话语功能可分为行域注解、总结功能、知域贬抑功能以及言域排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