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四不讲”

国学大师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此外,陈寅恪的讲课也是一绝。他每次上课,都夹一个蓝布包袱,把包袱打开,讲义、参考书摊在桌上,基本不看。然后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滴水不漏,史料、引文的出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真像一个活的图书馆。     

余英时论陈寅恪

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是其整个史学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过分析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探讨和其在陈寅恪研究中反映出的特点与前后变化,可以从其他视域反映余英时的史学思想与治学路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小说类文献的运用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将小说类文献看作可资信实的史料,其思想深受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中,作者援引了约23种小说类作品,并通过"详辨而慎取"的治学方法,对唐代行卷的社会风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审的解读。     

张舜徽先生求真的历史研究——以史料运用为中心的论述

在历史研究中,张舜徽先生恪守求真的治学理念、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贯通的史学追求。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张先生对史料考证和运用的出发点、具体方法和最终目的都体现了其求真的历史研究理念。     

“我是教书匠!”——陈寅恪大师风范

作为20世纪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有关陈寅恪的“治学”成果,海内外学人探讨已多,论述甚详;而对其耕耘教坛,数十年如一日执教高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状况,则研究相对薄弱,专文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现存陈寅恪的来往信函、朋友与学生的回忆等资料入手,围绕教学经历、教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范等内容试作探讨。陈寅恪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1925年归国,次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艰辛的大学执教生涯,至1969年去世。这43年的教学活动,可分为以下…     

对花还忆去年人——以序跋考察陈寅属的学术理路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时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收入<陈寅恪集>的数十篇这类文字进行解读,进而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试图梳理出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对花还忆去年人——以序跋作品考察陈寅恪的学术理路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收入《陈寅恪集》的数十篇这类文字进行解读,进而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试图梳理出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寅恪楹联创作分析

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涉及其治学方法、文学成就及历史贡献等方面。而对于其楹联创作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该文认为陈寅恪楹联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感情色彩,其楹联作品的艺术特点也十分值得分析。概括起来,可以从修辞特点和用典特点两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该文的目的即通过分析陈寅恪楹联来认识其隐藏在联语中的深刻意蕴。     

敦煌学与陈寅恪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陈寅恪有关《敦煌零拾》读书札记为中心

对于敦煌学学科的建立,陈寅恪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充分利用海外敦煌文献,对残留于国内的有关文献进行比对研究,由此生发出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宗教和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他对《敦煌零拾》所作札记以及由此所写数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极好展示。由其所作札记及所撰写论文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悲天悯人的胸怀。     

陈寅恪、唐长孺玄学研究之比较

陈寅恪、唐长孺两位史学家在魏晋玄学研究方面的相同之处在于唐氏继承陈氏以小见大的治学方法,并在不少地方直接承袭陈氏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唐氏比陈氏分析细腻,构建了玄学的理论体系。     

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

陈寅恪先生作为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治学方法上讲,为世人所共同瞩目的,是他考察某一问题时,从文、史、哲多视角的透角,博综古今、触类旁通的思考,和由此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史学界和文学界多看成是陈寅恪先生采用朴学方法注释元(稹)白(居易)等人古典诗歌的结晶。本文不赞成这一习惯的说法,本文认为,从陈寅恪先生重要的史学著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来看,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实际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的,“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来考证“正史”,“以史说诗”也就是将传统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阐释。在“证史”的过程中陈先生使用了“阶级分析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而《讲演录》的整理者万绳楠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或“过渡桥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实事求是是科研的生命——读陈寅恪先生《某学生论文评语》

陈寅恪先生给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的批语,从论文材料的鉴别和引用、引用作品的版本、前人观点和自己观点的关系、句读与词语的使用等方面,体现了陈寅恪先生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学者,是因为他有着实事求是的高远境界,即使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也会不期然而然地体现出学问大家的风范。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著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     

论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陈寅恪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他又受到新思潮以及在国外从事研究经历的影响,故不     

元代傣族史料整理之力作——读《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

被誉为云南20世纪最杰出的学术大师的方国瑜先生,一生重视史料工作,他视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是其完成的唯一一部民族编年史料,它推进了傣族史的研究,也体现了大师求真求实、严谨治学的学术态度。文章拟从该书的体例、特色、及阅读后的启示等方面对其初步评述。     

功力深厚 严谨踏实——记穆克宏先生的学术人生

穆克宏先生致力于六朝文学研究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在六朝文学尤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穆克宏先生治学注重从目录学入手,以客观史料说话,将六朝文学与文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循序渐进,自成体系。穆先生乐此不疲的治学热情、深厚踏实的学术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均堪称学界楷模。     

陈寅恪佚文偶拾

几年前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时,于旧燕京大学论文库中偶然看到曾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手的程曦所撰之学位论文<恽南田研究>,内有陈先生手写评语及所给分数.     

以陈寅恪精神写陈寅恪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倾注的大量情感,贯穿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始终。如此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可能与作者的编剧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全书史料之翔实同样不逊于其他同类作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     

陈寅恪先生批注本《白氏长庆集》的新发现和学术价值

陈寅恪先生批注本<白氏长庆集>,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资料室珍藏,迄今鲜为国内外学者所了解.陈批本钤有"陈寅恪印"大小两种共29枚,并在许多篇章的页眉、行间和页脚存有陈先生的大量细字批注.经初步考校,陈批本的批注时间约在1931年至1937年底之间,可能散失于陈先生两度南迁的过程中.陈批本内容极丰富,体现了陈先生的治学之道,凝聚了陈先生的学术智慧,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亟待系统整理研究.     

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北方文化

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家学渊源、治学精神及其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特立独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国学家传、游学海外多年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语言功底,以及“续命河汾”、“吾侪所学关天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既达极深之度”的中华文化情结。他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佛学、边疆文化等方面,独开风气,成就灿烂,彪炳于世,垂范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