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     

北宋中期王安石学校教育改革述论

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对学校教育的改革是熙丰变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改革中,王安石试图克服科举取士之弊,强调经世致用,对宋代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宋中期王安石学校教育改革述论

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对学校教育的改革是熙丰变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改革中，王安石试图克服科举取士之弊，强调经世致用，对宋代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冗官问题的思考

冗官问题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以宋代最为突出。宋代近三百年间曾多次实行过裁减冗官即“省官”措施,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宋代独特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冗滥的恩荫制度以及广泛的科举取士制度是造成官冗的内层原因,而裁减冗官问题本身所涉及的困难也是封建社会无法解决的     

元代科举制的文化阐释

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规模较小,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制度.其文化根源是:宋代以后科举文化流弊众多;蒙古统治者主要采用由吏入官的选官之法;蒙元最高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元朝政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元代疆域辽阔,统治者不可能将在汉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科举制运用于所有的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其中,元仁宗废止了诗赋取士之法,而定为以经义取士,这一规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     

宋代科举制度改革与文化繁荣

由于宋王朝实行扩大科举取士名额、殿试、严格考试规则,创设"特奏名"等一系列科举制度改革,引发了学士文人走科学为公之路的愿望,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潜研学术文化的浓厚风气,为宋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虽沿袭唐制,但由于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朝廷选官的需要,致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科举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有了诸多变化,考试规定更为严密.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远大于唐,举士身份也日益向中小地主阶层倾斜,反映了宋代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宋代的"恩荫之滥",也促使"冗官"大量产生,造成吏治败坏,影响王朝统治和人民生活.     

宋代高度成熟的集权管理

宋太祖赵匡胤以其独特的方式黄袍加身,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避免旧剧重演,对治国之策采取了诸多整改措施,其中中央集权便是最重要的一笔。不但把政务、军务、财务、监察之权收归中央,就连科举取士之权也一并统揽,其高度成熟的集权管理模式成为宋代管理史上的一大特色。     

宋代科举冒贯管窥

宋代科举冒贯,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扰乱了宋代的科举秩序,并破坏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侵犯了被冒贯地区应举士子的利益。通过对宋代科举冒贯的地区解额不均、发解无定日和牒试解额较宽等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宋代科举冒贯的情状。     

唐五代科举怀挟政策的变革与实际影响

如何对待科场怀挟是唐五代科举政策的一个内容,唐人对此的认识也处于探索阶段。允许考生怀挟书策被认为是唐帝国信心取士的体现,禁止怀挟也被认为是革除科场舞弊的重要手段。唐五代进士科允许考生怀挟的书策涵盖经、史、集和韵书、字书、类书等,间接地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建设事业。本文检讨了唐五代怀挟政策的变革历程,并结合宋代的新情况来反观之,认为科举怀挟书策的需要促进了唐五代小型类书的编撰,也间接地催生了宋代坊刻事业的发展。     

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科举是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宋代,随着科举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加深,国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方法,更将其作为调整、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工具。与不同政治倾向当权者频繁的社会改革相配合,科举制度也进行着时左时右、时保守时激进的改革,认真总结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实行和发展的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苏轼教育思想探析

北宋文豪苏轼对教育问题甚为关注。他重视教育的作用,提出教育目标及学习途径方式的见解,主张学校应通过严格的教育以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并就科举考试提出经义与诗赋兼容,以科举为主又兼采察举推荐的方式以及依法取士等调整措施。他的教育思想所蕴涵的因素不仅丰富了宋代教育理论素材,而且对当代教育具有一定启迪。     

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家世与仕途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的渐趋完善使出身于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均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官员的选拔与其家世不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宋初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情况表明,家世与官员选拔仍然保持着间接的、隐性的联系,它与从前世家大族控制选官已完全不同。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的进士人数大大减少,且在仕途的升迁上并不顺利;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开始在进士科考试中迅速崛起,尤其是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成就最为显著,以至于对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     

论宋代环卫官

宋代环卫官从唐代十六卫官承袭而来,在名称和编制上无太大变化,但由于宋朝历代都遵从"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环卫官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小,以致两宋以来环卫官多不除人。从现存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环卫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宋史》的"合班之制"和宋代的官品令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些变化。这也反映了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从中央集权专制到皇权专制主义的转型期。研究宋代集权的就为角度之一。     

北宋时期歙县俞氏进士研究

歙县俞氏是西晋末年为避“永嘉之乱”南迁徽州的北方大族,自其始祖俞纵开始不断繁衍．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尤其入宋以后,科举盛行,歙县俞氏适应科举的发展,逐渐完成由尚武到尚文的转变,走上科举仕宦之途,成就显赫。北宋时,俞献可、俞献卿二支五代之内10人进士及第,“十榜传家”,出现累世科第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南宋之后便逐渐衰落下去。通过对北宋歙县俞氏科举、仕宦兴盛情况的研究,可窥探宋代徽州科举与地方家族之间的关系。     

官学的替代机构--北宋前期的书院

北宋前期朝廷通过改革科举制度 ,扩大取士数量 ,促使士人阶层重新形成和扩大。而朝廷又无力通过兴办官学来为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具有私学性质的书院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 ,北宋书院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 ,由于受科举制度改革和官学萧条的影响 ,大部分书院只是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 ,没有真正体现书院的特点     

汉代“少吏”论考

秦汉官与吏并无严格区分,按其秩阶分为长吏和少吏两个层次.长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秩阶为二千石至比二百石之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两汉史籍所见小吏实为少吏之讹误,二者概念范畴基本一致.少吏讹为小吏约始于宋代,此为史籍流传之必然现象     

宋代贡士庄考论

贡士庄是宋代专门为科举考生而筹资设立的教育经费组织.宋代贡士庄具有明显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主要分布于江西、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川一带.贡士庄的资产来源主要有官府财政拨款设立、官员改拨教育田产或废寺田产设立以及官员、士绅捐资设立三种类型.贡士庄的管理则有儒学管理、官衙管理、士绅管理的形式.资料记载表明,宋代贡士庄有较为明确的管理章程.元代初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宋代贡士庄多被政府籍没或改作书院田产.     

汉代“上公”职官述论

"上公"位于汉代帝国官僚系统的顶端,是地位和声誉最高的官。"上公"一词在汉代有三个含义,分别为高于三公的官、类于三公位的官和爵位。"上公"的外延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宋公、卫公、"四辅"以及被特别赐予"位三公上"的大将军和骠骑将军。通过对各个"上公"职官的详细考察,纠正了"上公"职官乃政治花瓶的传统错误观点,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有些"上公"职官并非橡皮图章,反而具有很大的实权,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