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人的湘妃情结

中晚唐诗人将湘妃意象大量入诗,具有鲜明的湘妃情结。中晚唐湘妃诗以怀古为主,多凭吊追慕之作,情感基调愁怨幽恨。从宏观而言,吟咏湘妃是中晚唐怀古咏史风潮的组成部分;从微观来看,湘妃传说与潇湘山水、屈贾情怀等共同激发着诗人的怀古诗情。诗人借湘妃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其中,屈原其人其诗,对于联结湘妃意象与中晚唐诗人有着重要的作用。     

浅析李商隐诗歌中的“雪”意象

晚唐诗人李商隐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善于运用意象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优秀诗人。在他的诗中,"雪"意象有着独特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其中故乡、仕途、美人是雪意象在他的诗歌当中三种最常见的象征意义。     

温庭筠诗的意象与词的意象比较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在意象运用上，温庭筠的诗与词都注重对华美物象的客观描绘，但诗中意象流丽动荡，典故众多，带有虚化的幻想，而词中意象浓艳静谧，以写实为主。由于崇尚客观的审美理想，温庭筠的诗与词意象运用上有相似之处，但他对诗和词已经有了自觉的分体意识．这引发了他对这两种文体不同的审美追求。     

杜牧诗中低沉情绪及其表现--兼论其原因

晚唐诗风大多色泽艳丽，格调低沉。杜牧诗歌却以“雄姿英发”（《蕊概》）称于绮靡颓废的晚唐诗坛，但晚唐诗坛的颓废感伤情调在其诗中也隐约流露，主要表现在伤今怀古的悲悼情绪和明哲保身的处世思想上。其主要原因在于晚唐时代颓败的黑暗现实给诗人投下的心灵阴影及希望与失望、热情与冷遇而导致的个人心理平衡的失调。     

“晚唐诗热”现象的发生探因

一直以来,晚唐诗词屡遭否定评价.而时至1930年代,“晚唐诗词”却为诗人们所倾心钟爱,掀起一股“晚唐诗热”.究其原因,乃在于相似的时代境遇、相同的命运遭际与心境以及相通的人生志趣与审美志趣让他们与晚唐诗词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因而诗人们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对晚唐诗词尤感亲切,由此形成“晚唐诗热”.     

乐游原:悲情话语——小李杜以“乐游原”为题的两首绝句的原型解读

乐游原作为失落的帝国的象征,不仅激发起晚唐诗人小李杜深刻的现实忧患,还引发出诗人对宇宙、历史、人生的“繁华-衰落”命运模式的悲情体验和宿命论式的认知。在这种由同一符号的内在规定性所导引的共同情思之外,诗人创作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使两诗在风格、意象等方面呈现诸多同中之异。     

论晚唐宫怨诗的发展及其嬗变——以杜牧、李商隐为中心

晚唐宫怨诗有一百五十首左右,是初唐的三倍,盛唐的二倍。与中唐相比,在题材选择与内容主旨上无大的变化,艺术上却颇不同,呈现出向盛唐宫怨诗的些许回归。代表诗人有杜牧、李商隐等。     

论李商隐诗歌意象的悲剧色彩及其成因

晚唐诗人李商隐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刻意追求意象美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位积极入世的诗人,但因其政治追求的失意和人生际遇的坎坷,情感长期郁积,导致他的诗歌意象运用独特,形成了一系列以悲剧心态为情感底蕴的诗歌意象,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悲剧情调,从而产生了跨越古今的美学感染力。     

晚唐荷花诗与佛教

荷花因其美的外表,洁的本质,自古就成为了文人们所青睐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完备。到唐代,其文学原型和宗教原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晚唐时,饱受悲伤和痛苦折磨的诗人,对佛教四大教义特别敏感,在寻求解脱的过程中,汲汲追寻一种“即”的处世原则。因而“衰荷”、“残荷”、“枯荷”等富涵佛教意蕴的荷意象极为流行,产生了大量晚唐荷花诗。     

义山诗意象论

晚唐诗人李商隐是中国古代诗人中刻意追求意象美的杰出代表，他的意象创造，是一个连锁式的艺术审美过程。义山诗的意象类型多种多样，尤以象征性意象的创造最具特色。李商隐的意象创造顾及了“意”与“象”两个方面：即要将深邃丰厚的主观之“意”，出色地客观化，也要将赏心悦目的客观之“象”，出色地主观化。艺术直觉的心灵化表现和艺术视角的新颖化选择，使李商隐的意象创造卓有成效。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研究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自它产生之日起便盛传不衰。立足文本加以解读,可发现其成为唐五代社会一个独特文化现象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红叶意象所具有的美丽而凄凉的美学特质,唐五代人好奇的心理和审美情趣,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等,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阐释,可以揭示唐五代宫女的悲剧生活以及当时的时代风貌。     

孙悟空形象意义解读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诸多论者对孙悟空的形象意义解读往往从政治的角度,从人物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为依据。本文试从生命个体的普遍性上对孙悟空的形象进行解读,通过个性化的手法用孙悟空这个个案,形象地展示出一部人类追求史。书中的种种情节都是人类追求之心路历程的光辉印迹。孙悟空的生命历程可分三个阶段:闹龙宫地府——大闹天宫——护卫唐僧西天取经。自称"齐天大圣"的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失败,到西天取经的成功被封为"斗战胜佛",蕴涵着光辉的生命历程的哲理思考。     

唐代长安城街鼓考

唐代长安城的街鼓,具有报警和晨昏报时的双重功能。街鼓之声不仅是京城城门、皇城、宫城城门及宫门开启和关闭的标志性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还是维护禁夜制度的法律依据,对长安坊市的有效管理起着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街鼓不仅调节着京城生活的正常节奏,而且也规范了长安居民的城内生活和城外活动,对于维系大唐的时序具有重要意义。     

唐五代宫廷诗僧群体诗风的流变

中唐以前。宫廷诗僧群体的主体是以玄奘为代表的高僧型诗僧,他们与帝王相互借重,诗文酬唱成了他们宣讲佛理的方便法门。他们的诗歌创作或追求“奇挺”、“藻锐”,或倡导通俗化,或凸显生命意识,对唐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中后期,随着佛教地位的下降和诗僧群体整体素质的下降,宫廷诗僧多以诗、书、画等外学立足。他们多痴迷诗艺,注重苦吟,使唐末五代成为贾岛式的“苦吟时代”。     

论唐宋应制词

帝王或朝廷往往以命人应制的方式直接推动词的创作。唐宋应制词长盛不衰的原因首在于帝王需要娱乐,其次是颂升平、美风俗的政治导向。早期应制词表现出由诗向词演进的轨迹,对词体的正式确立有特殊意义。唐五代应制词较为集中地描写宫廷生活以及塑造宫廷女性形象,对词的香艳本色特征具有凝定作用;徽宗朝为主体的北宋应制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主要向俗与谑的方向发展;孝宗朝为主体的南宋应制词,仍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在词风上显现出雅俗共赏、避俗趋雅的追求。这一特殊的词体与宫廷文化环境息息相关,随之而变。富艳精工是历朝应制词人的艺术追求。应制词在具体技法上显得单调程式化。     

论初唐宫廷文人山水诗

初唐宫廷文人诗歌研究历来易被忽视 ,整体观照其山水诗的流变 ,更是罕有论者。综观初唐宫廷文人的山水诗创作 ,其理论核心是性情声色的统一 ,其推动力是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而形式的完善、意境的开拓和艺术经验的积累为其外在表现。初唐宫廷文人以自己多方的创作实践 ,促进了盛唐山水诗高潮的形成 ,为整个山水诗的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试论中晚唐诗人张祜的宫词

张祜是中晚唐著名的诗人,其人其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张祜的宫词数量较多,在兼有传统的宫怨题材之外,以大量笔墨将本朝政事纳入诗中。以咏史态度创作宫词,是其宫词的特色之一;宫词充满了讲讽怨谲的春秋笔法,亦是其宫词的特色之一。     

略论古代民间的司命神信仰

古人认为 ,司命神是文昌宫第四星 ,主督察人命。汉代 ,司命虽为“宫中小神” ,但因其能主宰人之生死 ,神小权大 ,因而地位很高。不仅被纳入国家祀典 ,而且得到民间百姓的普遍信奉。人们不仅在家中别作小屋供奉之 ,出门时也随身携带 ,随时祭祀。说明两汉时期 ,司命神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 ,司命神之地位在逐步下降。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论唐诗宫钟的承平气象与感伤色彩

宫城悬钟,它不仅是装饰,还因其声＂若疾霆转雷而激迅风＂,足以震摄天下而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唐诗中宫廷钟声,显示威武庄严的皇宫气派与万国来朝的盛世风采;歌钟与礼乐相关,体现歌钟教化与歌舞风流;钟鼓馔玉象征荣华富贵,钟声还流露出诗人对繁华不再的伤感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