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次出访活动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其在国内反“反冒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莫斯科会议使毛泽东感到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受到了经济束缚。为消除经济束缚,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决心发动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开始时间新论

“大跃进”运动开始或“正式”开始于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目前史学界通行的看法。其实,“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10月。“大跃进”运动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出现的,作为“总路线”中心的“多快好省”是在1955年下半年就完全出现并很快响遍全国和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作为“大跃进”运动开路方法的大辩论在1957年10月前后已被肯定并广泛使用开来,这就使得发动及进行“大跃进”运动有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也就是号召、部署“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共中央在1957年10月前后,更是对“大跃进”运动做出了明确的部署;从1957年冬农业方面投入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劳动力情况看,是“大跃进”运动中常用的“大兵团作战”组织形式;1957年10月后迅速出现的农业“大跃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大跃进”局面的迅速形成。农业、工业战线的“大跃进”运动,又推动了交通运输、商业等经济战线及文教卫生等战线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间工业战线和其他战线取得的成绩情况看,1957年10月后已是“大跃进”的局面了。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也掀起了扫除文育的“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由兴到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育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建国以来工作中的失误看发扬《西柏坡精神》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

西柏坡精神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章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分析了建国后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三次重大失误发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和挫折教训，强调全面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任务艰巨，必须牢记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务必”；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     

怎么看待周恩来在“大跃进”问题上的责任

“大跃进”这个失误应由中央领导集体负责,但中央领导集体中每个成员的责任,又要具体分析。周恩来在“大跃进”之前是清醒的,他致力于反冒进,实际上推迟了“大跃进”的发生;在“大跃进”的决策上是无奈的,他始终处在被批评的位置上,无法反对;在“大跃进”全面发动之后是冷静的,他力所能及地为“大跃进”降温,努力减少损失。     

“大跃进”后期江苏农村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江苏在该省具有＂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部署了当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并在会后开展了该运动。运动在不少省份造成严重后果,江苏省同样如此,只是程度相对较轻。由于民主革命补课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从而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大跃进”运动与中苏关系

“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苏关系的演变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有较明显的影响,表现在：首先,认识到苏联经验的缺陷,试图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党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根本动因,其次,苏联的赶超战略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起了激励作用。再次,中苏矛盾的加剧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及其进程起了刺激作用,同时,“大跃进”运动也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试析肇山会议纠“左”中断的原因

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当时对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及阶级斗争扩大理论的新发展和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加上一些社会历史原因，使庐山会议的纠“左”进程发生中断并转向反右，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至少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彭德怀缘何未在“七千人大会”后及时平反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会议前后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平反，6月份彭德怀曾向党中央写出申诉，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为什么党中央不给彭德怀平反呢？对这一问题，史学界虽有争议，但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政策的渊源和影响

阐述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亲民政策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思考这一政策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出这一政策将成为凝聚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大跃进”时期的科技运动述略

公在"大跃进"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科技运动从"大跃进"初期的准备、号召与动员,再到后来各行各业百舸争流的热火朝天态势和跃进浪潮的迭起,经历了科技"大跃进"的特殊时期。然而,在"大跃进"赶超思想的影响下,科技"大跃进"既谱写了中国科技运动史的新篇章,为后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石之路,也表现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鲜明时代印记,无形为后来中国科技事业的顺利发展戴上了"大跃进"的"紧箍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调整

1958至1960年,为适应反右高潮之后高校继续整风、大跃进运动兴起的需要,全国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严重破坏了高校的正常秩序,留下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1961年9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以调整高校知识分子政策、压缩学校规模、减少教学数量和恢复高校教学秩序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教六十条》,使得教师积极性上升,教学质量有所提高,高校正常教学秩序逐步恢复。六十年代高等教育政策的成功调整给我们留下了可供借鉴的丰富历史经验。     

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分歧

中东路涉及中苏两国民族利益,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上,陈独秀支持中共中央"拥护苏联"的口号,但认为还必须加上"反对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针,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富于策略,它将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正确的思想.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方针,忽视了民族利益,缺乏群众观念,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江苏省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考察

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极"左"思潮的产物,是人民公社供给制的载体。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5月,它在"吃饭不要钱"等天堂般的宣传和政治高压下一哄而起,适应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大跃进"需要,但很快就出现难以为继而加以调整,由领导人的偏爱和一意孤行而强行恢复,并得以苟延残喘,后又由大兴调查研究等实事求是之风而一哄而散,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江苏农村公共食堂是全国农村公共食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浪费粮食、降低社员生产积极性、浪费劳动力、不利于发展家庭副业、不节省烧柴、不利于团结、生活不便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又是当时农村以"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五风"盛行根源之一,为群众所深恶痛绝。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党政领导很快走向务实,江苏农村公共食堂很快就出现了数量急剧减少、固定食堂少、农忙食堂多、食堂规模小等特点。庐山会议后,江苏公共食堂恢复率低,又以"调整"为名解散了很多食堂,特别是从1961年2月经毛泽东的同意江苏首先在全国解散公共食堂,这也是"大跃进"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少的原因之一。     

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诉求的结果。民歌作为一种具有深层蕴含和多种功能的特殊文学样式,它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导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信息失真与决策失误——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再考察

“天跃进”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间决策者赖以决策的信息本身包含着大量虚假的、片面的材料,决策中心用这些材料来判断形势并做出决策,必然是不正确的。而真实地反映决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严重缺位,使得决策中心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时候依然对形势持有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厦时地修正、更改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悲剧性后果的产生。“大跃进”中决策信息与反馈信息的流动过程表明,信息失真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大跃进”中决策失误的最主要原因。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陈云与“大跃进”前期浙江基本建设的整顿

陈云从总结1958年杭州半山钢铁厂厂房倒塌事故的教训出发,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以来全国基本建设战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他的政策思想,对"大跃进"前期浙江基本建设的整顿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探索执政党决策的科学方法和途径也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