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西蜀文人复古崇雅思想与创作审美主张

唐末季世中的西蜀文人群体,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与熏陶,他们具有强烈的“复古情结”和“崇雅心态”。这些文人士子出于补救时弊和端正文风的良好初衷,自觉秉承了传统儒家“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观,他们在诗文创作上出没二雅、独标高格,提出了“清丽”、“雅正”的诗文创作主张,其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趣与当时文坛上“斥浮崇雅”的思想潮流同鸣共奏,与昭宗一朝推尊盛唐梦寐中兴的美好期望应节合拍,在唐末众芳竞艳的文学思潮百花园中芬芳四溢、自成一格。     

论孟郊苦吟的心理机制

作为唐代第一位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孟郊苦吟的心理机制主要表现在缓解内心苦闷、追求奇险诗风、希求汲引以及留名后世几个方面。对这些创作动因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出在普遍苦吟的中晚唐诗坛,孟郊及其诗歌的影响所在。     

论杜荀鹤的苦吟及其近体诗的创作特色

杜荀鹤自称“苦吟士”,但不是典型的苦吟诗人。他以“伤时”、“济物”的时事诗、政治诗而奠定了讽谕诗人的地位和影响,又以明丽清新的写景诗句而与苦吟诗派某些诗人创作的幽冷奇僻场景和哀怨凄苦情调大异其趣。《唐风集》全部是近体诗,其创作的特色是:散句多用重字叠词;对句多用数目字;对联多用流水对;对联精心写景。“杜荀鹤体”的特征是以律诗写时事,以通俗的语言炼字炼句。     

论简朝亮的诗歌意象与文人心态

从青葱年少、人至中年到步入知天命之年,近代广东名儒简朝亮以诗作记下每一段的所思所悟。独漉意象、江门意象、黄花意象、阳山意象等使简朝亮长达40年的诗歌生命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烙下简朝亮作为一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印记。     

“苦吟”诗论

本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苦吟”诗派诗论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论析和探讨。中、晚唐的“苦吟”诗派的理论表述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背景。除了社会现状和诗歌发展阶段的因素外，诗人潜在的“自苦”意识是其深层的心理依据，而这一心理依据是与中国文士的传统人格观念密切相关的。在中、晚唐“苦吟”诗人的作品中，在关于“苦吟”的诗论以及唐代诗歌创作论的演变中，这一特点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武则天故事与宋元文人心态

宋元时武则天形象的建构与文人心态息息相关。北宋时,封建士大夫通过批判武则天,为当时的后妃参政鸣警钟;南宋及元朝时期,人们借反对武则天来反对异族统治,表达驱逐异族,收复国土的愿望。与唐代人对武则天相对客观的态度相比,宋元时期武则天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这与宋元文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复杂心态,包括正统观、性别观及道德观密切相联。     

苦吟文化的形成与共时传播

晚唐时期形成的苦吟文化,是以苦吟诗人群体为中心的士庶人群通过互相效法而获得的以苦吟为主要精神内涵的艺术追求和生存方式的总和。在苦吟文化的最初形成与社会传播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事件被人为地传播放大,起到了引导舆论推波助澜的作用。苦吟文化在晚唐社会的传播,按照传播的范围划分,主要有自我传播、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等三种类型。按照传播的内容划分,则有原诗传播、选诗摘句、模拟转写、故事演绎、人物崇拜等方面;按照传播的手段划分,则有语言传播、卷本传播、题写传播等方式。推敲符号的形成、苦吟形象的建构和时人的身份认同,成为苦吟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     

中晚唐文人游仙诗创作心态论析

中晚唐游仙诗的繁盛与当时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从质疑长生、渴望自由、追求男女情爱三方面,论述在唐朝走下坡路的中晚唐,底层士人进退失据,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他们试图在游仙诗中构建一个等级分明而又公平、自由的神仙世界,以此来重建生活的信心。     

魏晋文人心态的玄化

魏晋间盛行玄言诗的现象颇令后人不解,于是各种说法纷至沓来。我们觉得,作为文人心灵产物的玄言诗的产生乃至盛行,与当时文人心态的玄化密切相关,从先秦至汉末,自三国至西晋,文人的心态由积极仕进到疏离政治,追求人格独立,最后走上远离世俗的玄远境界,玄言诗正合此境。     

论嘉道时期的文人心态与社会走向

嘉道时期文人的末世忧患感、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西学观念等心态表现，既反映和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也表现了文人们应付世变的积极努力，还在思想文化方面规定和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     

晚清粤西诗人群体“杉湖十子”创作成就及影响——广西历代文学发展规律特点研究之五

粤西文学从唐代＂二曹＂后一千多年的缓慢发展,至晚清整体崛起,其中＂杉湖十子＂是其重要的支柱性力量。其代表人物龙启瑞、朱琦及汪运、彭昱尧、高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瀛、赵德湘、黄均祖等十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在桂林杉湖畔聚会唱和为群,其作品汇集成册,特点凸显,成就颇高,影响深远,具有较为明显的文学流派特征,对于推动粤西文学发展及其晚清诗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

南朝承续东晋文化而有所发展，在世人好清谈的风气之下，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重，既相争斗又相融合，构成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它们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观念。“原道”的文学观没有造成文风的一律，它所推重的文学现实性与重性情，尚变化的文学追求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南朝散文的多重风格，并导致文风在“性情”贯穿中的相互融合。     

汉初藩王文学观念的变迁和藩国文学创作

藩国的文学多为藩国君臣所作,藩王的文学审美观念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初藩国文体最早为楚歌,大赋继兴,纵横文逐渐消歇。藩国君臣之间的文学探讨,不断变化的朝藩形势,日益发展的求奢心理,都对藩王的文学审美取向产生影响,继而引领着藩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浅析汉末士人心态与文学价值观的转变

汉末魏晋是文学价值观的第一次转折时期，虽未明确提出系统理论主张，但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已开“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之先声。究其价值观形成之主要因素，实与汉末文人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晚唐诗韵

作为现代浪漫抒情作家的典型代表,郁达夫身上集聚了传统文化的大量因子,古典诗文尤其是晚唐诗词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这一点在他的旧体诗中清晰可见。而郁达夫小说中那种感伤的情调、"近情"的心灵抒写以及用情绪感觉来结构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样透露着晚唐诗风的余韵。     

杜甫、盛唐诗风与文学史规律

近一个时期来，唐诗学界多以杜诗为盛唐变体，故将杜甫别出于盛唐而归人中唐的见解，执此论大都提到学史的发展规律下予以说明。本以为：杜甫集大成的诗歌，在诗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功绩，是盛唐所以为盛的最重要标志；杜甫底蕴厚重，气势磅礴的诗风，是盛唐诗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杜诗虽开启了中唐以下诗歌的新路，其诗风则与中唐，宋诗迥然有别，强将杜甫划入中唐有悖常理。     

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

清末“拜伦热”主要受到政治功利性意图影响,这一意图较多地掩盖了拜伦诗歌译介中的文学想象。在其译介中,梁启超注意了诗歌感染力、语言译换、精神传达等;马君武注重了诗歌形式、节奏和自我情感映射等;苏曼殊突出了个性抒写、诗歌韵律、意象、审美等本体性的文学特质。这些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与多种因素关联,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中有着隐含性的前奏意义。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这里的文学性想象还不够丰富,但已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性和自主性的诉求等新质。     

邺下文学集团内部活动与兴、观、群、怨的文学观念

邺下文学集团时期,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极大地深化了该期文人对文学本质特征及其功用的认识与理解.其渠道就是邺下文学集团的文人在活动中所形成的对活动本质特征和作用的认识、看法等活动观念,一旦受到那些活动的感发,文人创作了反映那些活动的作品时,文人的活动观念就部分地转化成了文人的文学观念.这主要表现在发展了孔子以来兴、观、群、怨的文学观念,使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唐宋之际市井文化圈的形成

唐宋之际,自中唐以来的世俗化浪潮日渐高涨。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处于上升期的庶族地主阶级逐渐将其追求世俗享乐的审美趣味带入文坛,而官学、私学教育的发展则进一步为文学的普及化、平民化创造了条件。佛道世俗化的布道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市民文艺的繁荣局面。一个适应各个阶层需要的市井文化圈渐次形成,有力推动了唐代贵族文学向宋代平民文学转变的进程。     

2004年晚唐文学研究综述

2004年发表的晚唐文学研究文章约有75篇（不包括李商隐和杜牧研究）.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提出不少新观点、新见解.特别在考证方面,充分显示了研究者们严谨求实的学风.今就所见,择其要者,从诗人及其作品考论、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研究、文学流派研究三个方面分别简要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