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行为瑕疵理论

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行为瑕疵理论经历了由传统的一元瑕疵理论到近代二元瑕疵理论的转变,关于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是近代行政行为瑕疵理论的核心内容,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提出了各种学说,包括不可能理论、重大明显理论、最低要件标准说、概念论、目的论。其中,重大明显标准说由于其自身的优势逐渐取得了通说地位。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行为瑕疵理论对我国的行政立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借鉴意义。     

论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是婚姻

很多学者认为合法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不是婚姻。这种观点导致了很多的冲突与矛盾：它与婚姻的产生、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不符；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矛盾；导致法律、法规的自相矛盾。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是婚姻。确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是婚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符合立法的本意厦人们的思堆习惯；它真正堆护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它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规范婚姻行为。     

论构建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法律制度

我国公司法从正面规定了公司的设立条件,但对违反设立条件而取得工商登记的情形缺乏系统规定。这一重大立法缺位,导致了相关当事人行为无法可依,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各行其是缺乏衔接。本文基于此现状,对国外公司设立瑕疵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现行相关规定进行梳理,以期理顺公司设立瑕疵制度的法理线索,对构建我国的公司瑕疵设立制度有所助益。     

论结婚登记瑕疵的救济路径——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再检讨为中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仅明确了瑕疵登记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的范畴,但就瑕疵登记婚姻应通过什么途径解决以及如何处理这种瑕疵的效力并没有给出解决之道。处理结婚登记瑕疵应遵循实质正义观的理念,尊重婚姻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事实在先"的特点,并准确把握结婚登记程序应有的制度定位,实体上以及程序性的婚姻登记瑕疵都应取道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现行法中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可撤销的胁迫婚姻的规定应改为由法院单独主管。对于程序上的瑕疵,《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通过行政法上的复议程序或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的方式不妥,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由法院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补正,以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     

论公司决议瑕疵的司法介入——以保持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平衡为视角

中国公司法上决议的司法介入是以公司决议的程序(会议召集和决议方法)以及决议内容存在瑕疵为前提的。公司作为一个自治机构,其对公司经营事务的管理大多都是通过公司机关完成,但是当公司机关的决议出现瑕疵,公司就需要借助司法介入来进行救济。当公司内部治理出现纷争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介入时,就会产生国家干预权与公司自治权的冲突以及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制度应表现出足够的司法克制主义,充分体现司法介入公司决议瑕疵的原则,以实现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两者的平衡。     

论行政程序瑕疵的司法审查——以我国立法、司法和学理的矛盾与协调为视角

在程序瑕疵的处理上,充分考虑程序对实体结果的影响,是我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但我国现行法却规定对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效力一律否定,这种法律与实践的冲突给理论研究带来了困难,也使得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此外,实践中所遵循的"利益权衡下的实体审查"方式,在审查标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偏重于实体利益而轻视了程序价值,究其根本在于忽视了程序瑕疵对相对人的"权益影响可能性"这一核心理念,而过分追求实然性的结果公正。     

行政滥诉规制研究 ——以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案为背景

在诉权滥用的认定中,人民法院通常认为原告具有滥诉行为和主观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司法资源损害的后果,综合认定其构成诉权滥用.从宪法视角看,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具有违宪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才具有合宪性.司法实践中对于滥诉认定和规制措施部分存在合宪性瑕疵,包括有违依法裁判原则、对公共利益的论证模糊、限制...     

论超链接与网络版权保护——以"中凯公司诉圣战网络案"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互联网根本特征之一的超链接技术在给人们快捷地从一个网站到达另一个网站获取信息资源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现有版权法律体系的冲击,由超链接技术产生的侵权纠纷层出不穷.然而,超链接是否侵犯版权?版权法能否允许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超链接的存在?这些,当今世界尚未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这一现状,该文以超链接所引发的版权侵权问题及超链接中版权的合理使用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中凯公司诉圣战网络"一案,对超连接问题展开初步分析,以求为网络版权的维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论超链接与网络版权保护——以“中凯公司诉圣战网络案”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互联网根本特征之一的超链接技术在给人们快捷地从一个网站到达另一个网站获取信息资源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现有版权法律体系的冲击,由超链接技术产生的侵权纠纷层出不穷。然而,超链接是否侵犯版权？版权法能否允许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超链接的存在？这些,当今世界尚未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这一现状,该文以超链接所引发的版权侵权问题及超链接中版权的合理使用问题为出发点,结合“中凯公司诉圣战网络”一案,对超连接问题展开初步分析,以求为网络版权的维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论体育比赛观众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以贝尼杰诉底特律老虎公司案为例

贝尼杰诉底特律老虎公司案是体育比赛中观众伤害事故的典型案件。赛事组织者在尽其安全保障责任时承担注意义务,但该注意义务是一种有限的义务。观众观赛行为本身可以视为对常见风险的自愿承担。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是体育比赛中观众伤害事故相关责任的分配之道。     

白璧上的瑕疵——论《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哈尔达的审美悲剧

本文论述了爱斯梅哈尔达审美追求的内在性境界层次,也是导致其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论述丰富了对爱斯梅哈尔达和克洛德等人物形象的认识,更深地揭示了他们和加西莫多等人物形象身上所蕴含着的巨大悲剧意义和审美价值.     

公司瑕疵决议撤销制度的溯及力问题探讨——以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为视角

公司瑕疵决议撤销制度,可以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以及平衡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却也容易损害信赖该决议而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利益。基于维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效率和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司决议存在瑕疵导致被撤销的,在其溯及力问题上应注意保护股东利益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协调,在尽量尊重已发生的事实关系并注意对善意第三人保护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决议涉及的对内和对外关系而有所区别。     

体育争议解决的宪法维度——以德弗朗茨诉美国奥委会案为例

宪法可以成为调整体育关系、衡平利益、解决体育争议的法律手段。在德弗朗茨诉美国奥委会案中,法院支持美国奥委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议,此案例说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治考量占据主导,运动员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在特定的场域中势必需要服从于国家的意志。     

我国婚姻无效之诉若干问题探讨——以自然消亡婚姻为基点

作为无效婚姻之诉的特殊情形,自然消亡婚姻无效之诉的程序问题在我国立法规定中语焉不详,然在司法实践中却有解决之必要性。在程序的适用上,其程序法理特性符合特别程序;在当事人适格的范围中,由于存在自然消亡婚姻的事实,因此该法律事实发生于诉前或诉中的时间差异决定了诉讼所列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不一致;在该特殊案件的管辖上,申请人为配偶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亦决定了法院管辖的不同。     

论行政审批合同之法律效力——以未生效合同理论为视角

行政审批合同的设置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及公共利益,未经审批原则上应当视为违反法定形式,且当事人嗣后的自愿履行不能补正其形式瑕疵。在取得审批之前,行政审批合同处于未生效的状态。行政审批合同成立之后、生效之前,当事人约定的合同给付义务未生效,不履行不构成违约;已经履行的,原则上不宜径直认定履行无效。但是如果合同嗣后并未取得审批,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依据不当得利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返还。报批义务与附随义务即已生效,违反报批义务和附随义务统一以违约责任处理为宜。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模式探析——以保山市为例

中缅跨国婚姻模式主要体现为资源交换婚姻、互补婚姻、欺诈婚姻三种模式,从其婚姻动机、交往途径、婚姻现状看,都具有交换性质,基本模式为"交换婚姻"。这种"交换"关系并非感情与感情的交换,更多掺杂的是物的因素。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瑕疵出资股东权利的合理限制——兼论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理解

股东瑕疵出资可分为未出资与出资不足,瑕疵出资对公司、已足额出资的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有很大的危害。本文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谈起,分析了该条文的进步性,但认为其还存在限制条件、内容、程度、方式不明确等问题。因此认为合理限制的启动条件应为危害到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其股东权利的限制内容应控制在自益权范围内,同时提出合理限制的程度应以其实际缴纳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最后分析了合理限制的前置程序及终止条件。     

忠诚义务、劳动规章制度和表达自由——以空姐诉维珍航空公司案为例

劳动者作为公民,其表达自由受宪法保护;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员工,其表达自由又要受到忠诚义务和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的限制。文章以空姐诉维珍航空公司案为例,对劳动者的表达自由与忠诚义务及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的关系分别加以阐述,指出应当通过利益衡量的原则来调解劳动者的表达自由与忠诚义务及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之间的冲突。对于违反表达自由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在依据其劳动规章制度进行惩戒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最后解雇原则,以落实依宪治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论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中市场替代的构成——以“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为例

市场替代并不是一个成熟规范的法学概念,但是近年来其频繁出现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理中。何谓市场替代,应该如何界定,作为互联网领域中新型的"搭便车"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否有必要予以规制,如果进行规制的话市场替代行为缺乏正当性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百度通过内容的抄袭而实质替代大众点评网向用户提供信息,进而损害了大众点评的交易机会,该案一审的落定,为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