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

近年来,授课之暇,笔者重读了梁启超先生史学理论的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以下简称“研究法”)又有些新的认识和感受,随笔记下,后又将前些年读“研究法”所记下的札记翻阅进行比较,产生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于是将所写下的文字进行了整理,与史学界同志们讨教,但愿有助于史学研究空气的活跃。     

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史学的过渡--读《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贵族性的特点,点出了私人著史和官修史书的缺点,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史＂的定位、史学范围的划分,以及对大的历史背景的注意。同时介绍了历史学的主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这其中,体现了当时中西方思想碰撞下的中国史学过渡时期的探索和矛盾,渗透出梁启超的史学精神和民族情感。     

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为史学研究的专论,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然治史之心得却各有侧重。梁启超认为治史"贵专精不贵杂博";李大钊则认为"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而钱穆则认为"治史所以明变"。"专精"、"贵通"、"明变"是他们分别总结的治史经验,对当今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史识修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蒋大椿、曾业英、沈永兴、辛德勇、徐松巍来我校讲学

2000年12月4日至6日，《史学理论研究》副主编蒋大椿、《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中国史研究》主编辛德勇、《求是学刊》副主编徐松巍等五位学者，应我校社会学院邀请，前来讲学。他们分别就“20世纪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史学研究中的创新问题”等五个问题为社会学师生作了精彩的讲演，并与社会学院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使社会学院广大师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几位专家的学术报告受到社会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 　　　　　　　　　　　　　　　　　　　　　　　　(项青松)     

论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在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关于“历史”与历史记录的明确区分，关于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和学科体系的精辟论述，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术作彰显了梁启超在20年代以后史学观及史学方法论的几度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梁氏所面临的史学价值论与方法论之间诸种矛盾的难以调和，它体现了处身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期的一代学难以避免的困惑。而梁氏的“多变”正见出其探索真理的真诚。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述评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重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家。他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但他否定历史因果律，提出“互缘”说。对历史进化论也产生动摇。他认为归纳研究法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在整理史料上。梁启超在史学的认识上有他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他的史学认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较之前人都有质的突破。     

姚永朴史学方法再探析

姚永朴在民国初年参与编修清史,在北大教授史学课程,后其门人整理形成《史学研究法》一书。在新旧时代交替,政局变换,学制更新的社会背景之下,姚永朴史学实践与史学著作相结合。其在方法论上将刘知几的“史学三长”同姚鼐的“义理、文章、考据”相结合,在具体方法上,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考史、论史、重视史料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构建研究方法写作体系,部分结论的推导过程上也借鉴了归纳、比较和综合等逻辑思维方法。在编修清史上,对传统正史编写组织形式、体例变动、编修步骤这些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上,在形式、内容和方法上也多有创新。     

坪井九马三的史学分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坪井九马三,生于1858,卒于1936年。早年留学德国,深受当时兰克学派观点的影响。后归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史学科”执教,并著有《史学研究法》一书。他是近代日本著名史学家,被有关学者誉为“日本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1](p.244)本文主要就坪氏《史学研究法》中关于史学分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轨迹作一分析和探讨。     

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史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被称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专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其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的概述,简要介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的改造。     

浅论朱谦之的史学贡献

朱谦之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在历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现代的历史”观,主张把握历史的现代性,运用综合方法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在史学史领域,他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划分中国史学史为三个阶段,不仅丰富了其历史哲学,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

胡适曾经反复强调，他的文学革命思想来自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则是其“基本理论”。这一新观念给当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顿使天地变色，美丑重新评说，原先所谓“宇宙古今之至美”的文言文成了“妖孽”，而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反而奉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因此，探讨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是了解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来源的重要环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产生于1916年2－3月间。胡适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中明确表示：“民国四年至五年春间”、“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历史的…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在“中国史学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应明确要达成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从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活动形式和课程考核方式3个方面进行教学实践，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增强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之回顾和展望

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并对新时期中国话剧史学研究作了总体评估：目前，戏剧研究的队伍正逐渐扩大，对富有代表性的戏剧成就和戏剧总体面貌的研究正不断深入，曾经被认为禁区或人冷落的学术领域正被不断开拓，中国现代戏剧史学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了现代艺术史、学史乃至中国现代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治史的现代化

顾颉刚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其以疑古辨伪为旗帜,以“层累说”为基本理论的治史实践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本文拟从他对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看法与处理,历史认识层次的提升,历史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等来探讨他治史现代化的表现。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美国如何解读“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以《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为视点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是中学历史课程的“座上宾”。近来研读《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为美国课标）中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内容（“美国史”时代8：“大萧条与二战”、“世界史”时代8：半个世纪的危机与成就）。下面跟大家分享阅读心得。     

怎样正确认识史学与人民的关系

以往学术界多重视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而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却一直未能很好解答，甚至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问题：“史学与人民的关系”。清末的史学从业者对“史学”的认知分歧不大，但对“人民”的认知分歧较大；民国时期学者对“人民”的认知分歧缩小，但对“史学”的认知趋于多元。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