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

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关于＂革命＂的记忆。而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肯定了暴力叙事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直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暴力叙事一度成为主流的写作伦理在伤痕、反思文学中。本文旨在肯定它们在发现大写＂人＂的同时,着重阐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这种暴力叙事不仅来自于肉体的暴力,更源自于精神上的暴力,而那种受害者不自觉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施虐更加深了这种精神上的暴力。     

浅谈文学史视野下“伤痕文学”研究的意义

近年来,＂伤痕文学＂的研究往往被限定在一个思维范式内,要进一步深化＂伤痕文学＂的研究,就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史视野下开展＂伤痕文学＂研究可以重新梳理＂伤痕文学＂的话语资源,由文学史切入到思想史的梳理,重新认识＂伤痕文学＂的影响,以及以＂伤痕文学＂为切入点反思现当代文学。     

《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祛魅与赋魅:“伤痕文学”叙事的一种矛盾分析

"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模式化创作,以文学的方式开始了一次广泛的祛魅活动,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历程。由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创作潮流,因此,"伤痕文学"在批判、控诉"四人帮"给人们造成肉体与精神创伤的同时,又以赋魅的叙事方式演绎着即将到来的幸福与光明。祛魅与赋魅的异调共存使"伤痕文学"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伤痕文学"不仅满足了人们情绪宣泄的需要,还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消解了精神创伤,重新建立了未来必然光明的期待与信心,最终完成了"伤痕文学"意义的建构。     

欲望语境下的"80后"爱情叙事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之一,或凄美或热烈或纯真的爱情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作为当下创作状态之一的"80后"写作自然也叙写了爱情,但是和以往文学叙事中的爱情相比,"80后"爱情叙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爱情的诗意受到欲望的强烈冲击呈现出明显的欲望化特征.     

爱情,以革命的名义——革命文学与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革命与爱情”叙事范式比较论

＂革命与爱情＂虽是十七年小说和革命文学共同的叙事范式,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创作主体、创作理念、创作特点及其发展脉络等层面,前者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开创时期左翼文学的雏形,后者显示了革命胜利后左翼文学的成熟形态。     

复调·偶然性·异域色彩——苏炜长篇小说的叙事特色

苏炜长篇小说超越了先前＂知青文学＂创作,原因在于小说叙事艺术方面难能可贵的创新：1.＂听故事/讲故事＂和＂大故事/小故事＂叙事模式;2.通过人物的＂偶然性＂命运反思理想、爱情、价值、坚守、背叛、有无、得失、虚妄、世俗等价值问题;3.在异域环境中表现小说主题,并描绘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诉苦者的转变——以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例分析

＂伤痕文学＂是中国在80年代开始的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潮流）,是中国在＂文革＂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表现＂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它使文学恢复了尊严,是新时期文学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文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例,分析伤痕文学的特征、历史意义以及现实价值。     

《百合花》：一部革命年代的爱情牧歌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采用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进行英雄叙事。同时,它又是一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歌颂了人情人性,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气息。本文将结合《百合花》,论述＂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冲突与融合。     

解冻文学思潮与伤痕文学思潮比较——谈中苏文学差异问题

苏联的＂解冻文学＂与我国的＂伤痕文学＂都是在相近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就具备了很高的比较价值。在对两者的形式与内容的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与苏联文学在审美意义上的差异,以此来指导现代小说的创作,为以后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阶级叙事的双重视野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形式之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混杂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体建构的方式,它创造了左翼文学阶级叙事全新的＂意义架构＂和＂知觉样式＂。     

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重读"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疯人"谱系

＂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它们超越了手扪伤痕的＂文革＂追忆,以异质的美学试验来破解＂文革＂极端政治理性、寻找后＂文革＂时代新的现代性想象的可能性.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疯癫＂这一视角来展开现代性想象,＂疯癫＂第一次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为自主的美学追求,具有了自足的本体价值.     

爱情与革命的抉择--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知识女性"成长/改造"模式

"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的知识女性"改造/成长"模式在文本中有三种表现爱情和革命的顺生模式、背离模式和相生模式.三种叙事模式都是以爱情叙事表现革命主题,三种模式合起来看,就可以形成革命、爱情和女性解放之间的一种比较辩证的关系观.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     

试论“伤痕文学”的精神向度

面对文革之后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伤痕文学作品的作者们在暴露伤痕的同时,对于如何重建精神家园,实际上也在不同的作品中产生了分歧。从伤痕文学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总结出三种重建精神家园的文学想象,即通过国家和社会思潮的大变革的方式、通过个体启蒙的方式、遁人宗教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伤痕文学”打破了文革中革命幻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三种方式都没有能够找到契合点,这同时为文学界后来思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百花时代下“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百花文学”虽历时短暂，却为“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增添了新的元素。百花时代滋养了革命恋爱之花，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革命爱情叙事逻辑，而且顺承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流泽，冲破了主流文学关于“爱情”与“人性”的禁区，绽放出了别样花朵。     

20世纪80年代“伤痕美术”与“伤痕文学”的对照解读

新时期以"伤痕文学"打开了思想与文化变革新通道,但美术形式的革新早在伤痕文学之前就已经开始。美术与文学在时代驱动下形成了共同的伤痕记忆,主题内容、创作动机等方面均有较多的一致性。但伤痕美术作品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上,要领先于文学,显示出架上绘画的美术社会功能大于文学,其艺术性形成的历史影响也高于文学。     

从《聊斋志异》管窥文学创作中的叙事模式

人鬼爱情模式是《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叙事模式。从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的角度分析可知《聊斋志异》和其他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阻挠模式＂。叙事模式的研究为文学作品的评定提供了新的准绳,经典之作永远是那些继承并能够超越叙事模式的作品。     

《伤逝》与《微神》比较研究

《伤逝》与《微神》分别是鲁迅和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两位文学大师一生惟一所写的爱情题材的小说。不同的叙事策略、文本设置以及诗意写作体现出作家对文学、爱情与女性问题的微妙差异和不同理解。     

带着“伤痕”的新人

本文分析“伤痕文学”中的新人的形象特征,阐述了新人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强大的过滤和治愈功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新人的呼唤也是“控诉”疗伤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文本中的新人塑造意味着建立新的美学等级,从而为“四化”建设者的身份确认加冕。新人咄咄逼人的现代主体的自我扩张姿态与革命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共谋性。正是这种迎合新的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改革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取代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成为80年代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开出的治疗新人“伤痕”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