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朝河朔政策之变——以王武俊谥号用字之争为视角

王武俊谥"忠烈",其三次叛唐的行迹显然不符合此谥号之本意,唐德宗赐谥王武俊"忠烈"乃是出于宣传教化的考虑,希望将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武俊为所有藩镇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以期藩镇将领的归化,重建唐朝的统治秩序。另外,也反映出唐德宗对河朔藩镇政策的调整,唐朝西北形势趋于严峻,唐廷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河朔藩镇进行新一轮的讨伐,只能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由武力削藩转为招抚、怀柔,甚至是姑息,赐谥王武俊"忠烈"便是朝廷缓和与河朔藩镇关系、维持相对和平现状的措施之一。     

爱家族的颁奖晚会

今天,是爱家族的“爱冠军”年度颁奖晚会,每一个爱家族的成员都在期待着“爱冠军”的出炉。在众多的爱家族成员中,有一对兄弟是最有可能获奖的人选,他们分别是溺爱和厉爱。     

唐《李济墓志》考释——兼论元和末年成德镇继任危机的处理

《李济墓志》作为新出材料,提供了唐代宗室虢王房的大量信息,堪补史阙。而李济个人仕宦经历又涉及元和末年河北成德镇继任危机事件的处理,显示了外来士人群体作为河朔地区的新力量在左右节度使人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反映的史实值得研究。     

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族属再研究——兼论"泛粟特"问题

本文通过对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先世的籍贯、姓氏、内迁路线的考察,认为以往关于这一族出于奚、粟特、抑或突厥民族的说法皆难成立.这一族应该是回纥(回鹘)药罗葛氏后裔,中唐时代河朔地区"胡势"强盛是这一族冒改粟特姓氏的主要原因."泛粟特"的学术倾向值得警惕.     

唐后期的军赏运作

唐廷以逾于常时的军赏奖酬军功,加速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其后,唐廷为了在藩镇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维护统治权威,将与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密切关联的军赏拓展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利用军赏着力建设中央嫡系武装——神策军,并在以"两税法"削弱了地方财权后,倚之加强对藩镇军政的控制。此外,唐廷还尝试以军赏配合政治运作绥靖河朔骄藩,并在强藩坐大时,以其维护朝廷的安全。     

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

现代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围城意识"进入家族文本空间,形成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在家族文本中,"围城意识"与叙事形式是一种双向阐释、互相印证的关系.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可分解为三个阐释向度:家族故事的横向组合关系(即故事生成);家族故事的纵向聚合关系(即叙事模式);家族故事的语言构成机制(即叙事话语).     

在地域和家族视野中展开清代江南文学研究

从地域与家族视野中展开对文学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路经、新方法。作家创作往往受其“文化根性”的影响,而“文化根性”的形成,不但与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文明在地化影响有关,也与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与地方民情习尚有关。家族同样也与“文化根性”相系,家族的家风、家学、家脉对作家创作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和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在江南表现得相当突出,可以说“江南”是文学研究中特具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样本。     

中唐前期中央与河东镇互动研究——以节度使选任为中心

广德元年在各路军队的合力作用之下,唐王朝在政治形式上恢复统一局面,但是参与这场战争的各方势力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后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渐成唐朝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强如河北三镇在之后的几十年逐渐形成了带有割据自治色彩的“河朔故事”;河东镇虽不似河朔乖张,但也偶有兵乱风波。这些风波反映了中唐时期中央与太原之间的政治博弈,在这种情况下,长官的选任尤为重要。早在肃宗时期中央就曾尝试通过以任命京官为河东节度使的方式达到掌控太原军政的目的,然而所托非人招致河东兵乱,只能暂且作罢。由于河东镇没有成为骄藩的可能,况且河东对中央有很强的向心力,所以唐中央对河东地方势力的扩大也选择了默认。     

家族·女性·历史——女性家族叙事分析

女性家族叙事是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讲述家族故事的文本实践。它由女性作家创作,以女性为叙述者,以家族故事中的女性为关注重点。本文从女性与家族史、家族叙事中的女性以及女性视域中的男性形象几个方面,分析女性作家对家族故事的讲述和对女性命运的言说,观照女性反观男权文化的独特体验和视角。     

契丹早期军功世家的考察——以王郁家族为例

北平王王处直的长子王郁,自投靠契丹后,被阿保机收为养子。在辽代初年,其家族数代人多担任武将,世代领兵随契丹军队出征,立下了赫赫军功。同时,王郁家族也通过与其他汉人家族的婚姻维护自己的势力。与其他汉人大族类似,王氏家族入辽后"扎根"宜州,在此影响较大,家族成员的初授官多为当地崇义军节度使的属吏。但因为数代后家族成员多早亡,男丁数目减少,王氏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最后的幽灵家族(下)

还记得上一期幽灵家族的故事吗？另类调皮的艾米降生在冷漠严厉的幽灵家族中,如同一股飓风,在家里掀起层层巨浪。艾米气走了象征着家族权威的祖母,接下来还不知道这个“败家女”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呢？     

我们家族的起源

与所有家族起源的故事一样,我们这个家族起源也带有一种强烈的神话色彩, 据说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族已经承传了整整28代了。按每两代人之间的间隔为20年计算,我们家族也应该有600年左右的历史了。我所处的迟家庄没有民歌,自然不会有民谣爬满了四月的山坡。我的先人们像印第安人西迁一样自蜀入齐,这就是我们那个家族开始在一个小山村里安家落户开花结果的全部过程。     

贵族的写作——评张炜长篇小说《家族》

面对转型期带来的价值解体的急剧过程,张炜试图要对现实社会所仅存的公共价值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种贵族的写作与过往的某种古典原则有着特别深厚的联系。《家族》主要采用了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宏伟叙事”手段,以期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再现一个“家族”的历史。道德理想情怀与人文弱质性是张炜“家族”人物特征的两个方面。正是以失败为起点,张炜开始了一系列人文价值层面的追问。张炜对人物家族性行为的兴趣已超过对人物小说性特征的关注。叙述的独白作为感情倾诉实际上有着十分浅近的目的。贵族的写作往往过多沉湎于过往的历史情境。张炜对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许诺总有一种不信任感     

世侯还是官僚:元代藁城董氏家族性质再探

河北藁城董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汉人政治家族。在对汉人世侯家族的研究当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以致产生对于藁城董氏家族性质认识的偏差。实际上,藁城董氏家族最初只是栖身于大汉军世侯真定史氏麾下的政治群体,伴随元王朝的建立过程顺势而上。藁城董氏家族更多的表现为元朝的“官僚家族”,其“世侯家族”特色并不明显。藁城董氏在政治上的成功影响了自身家族早期历史的书写,从而导致后世学界对藁城董氏家族性质的认识偏差。这一案例让我们对于元朝家族政治盛衰对蒙元早期历史书写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     

唐代单于都护府故地新出土刘如元墓志考释

唐代单于都护府故地(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2002年出土刘如元墓志,墓志中有关于刘如元生平、所任职官、单于府里坊的记载。刘如元家族为单于都护府官宦世家,墓志中记载的职官反映了唐代中期地方节度使属官的职官制度,以及振武军中级将领父子相继的史实。在唐代中期河朔地区胡化的情况下,单于都护府所在的北部边疆并没有受其影响,在文化上与长安保持着向心力。此外,墓志中说刘如元府邸在六奇里,为唐代单于都护府城市布局为里坊制提供了佐证。     

浅谈家族诗歌文化对王士禛的影响

王士稹是清代诗坛著名诗人,对清代诗风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士稹所在的新城王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仕宦家族,其家族有着良好的门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家族诗歌文化尤为兴盛.家族诗歌文化对王士稹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家族的文化风尚是王士稹“神韵说”形成的夙因.     

40年代的家族小说人物命运寓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家庭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家族内部的变化也是社会解体的一种反映。家族内不同人物接受不同的思想．人物思想差异凸显出来,家族人物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是一个熔炉,同一家庭的人们各自走了不同的路。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在经过“出走”、追寻“存在之家”（或者“回归”）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幻灭的痛苦．获得一个“终极归宿”。     

意象化写作下的家族悲歌——论苏童家族小说创作特色

苏童的小说贯穿“少年”、“女性”、“家族”三大核心主题．其以家族为母题的小说素有“家族历史小说”、“家族生态小说”之称。在这类以“家族生活”为题材的家族小说中,意象的抒写达到了较强的悲剧效果．为读者谱写了一曲曲家族悲歌的同时．体现了淡淡的人文关怀．彰显了苏童家族小说创作的特色．．     

修辞家族大聚会

语文王国一年一度的“最佳家族”评选活动揭晓了:标点符号家族落选,修辞家族获胜。“夸张”一步踏上台,因为它的步子比如来佛的手掌还长“。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嗓门大,一说话,地球也要抖几抖,大家不要认为我不礼貌。我在这儿长话短说,有‘最佳家族’在,我们修辞家族就将年年拿奖!”最活跃“的拟人”上了台“:别看我年纪小,我与人类最亲近,你们别看我成天说说笑笑,其实,我是在使这个世界更加活跃、美好!”漂亮“的比喻”姑娘落落大方地登上台,她的笑脸犹如一朵盛开的百合花“:我要和兄弟姐妹们一道,把家族美好的明天创造!”“排比”也上了台“…     

近年家族小说文化内涵探讨

以文化研究为视角 ,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家族小说可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 :“社会、历史、文化”型家族小说和“个体存在、心理、文化”型家族小说。“社会、历史、文化”型家族小说着眼点在对家族文化的思考 ,对传统家族伦理道德、文化人格持矛盾心态 ,肯定其凝聚力 ,否定其负面作用。“个体存在、心理、文化”型家族小说则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 ,关注个体在家族中的命运及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 ,表现出传统家族的解体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丧失 ,对传统家族文化扼杀人的生命力、创造力持积极的批判态度。两类家族小说对传统文化、人性的新思考折射出近年来人们文化思考的活跃和时代、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