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与民族文化

隐语行话是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它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民族文化是隐语行话赖以生成繁衍的厚实底座,隐语行话是了解民族文化的特殊窗口。在民族文化土壤中生成繁衍的隐语行话,无论其表层结构或深层内涵,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天津方言里的隐语行话

笔者在编写《天津方言词典》的过程中,在对一些词语的词源和构词理据进行寻根溯源的分析时发现:相当数量的天津方言语汇源于隐语行话,是江湖文化在天津方言中的典型反映,是江湖文化与码头文化的合流。天津方言中的隐语行话主要来源于梨园、青楼、江湖诸行和犯罪集团。对隐语行话词义的演变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隐语行话丰富了方言语汇,隐语行话盛行与天津城市文化及方言特点互为表里,加强对隐语行话的研究,也是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隐语行话研究与公安言语识别

作为一种封闭性、半封闭性的符号系统,隐形行话在满足某些利益集团或者社会群体维护其集团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犯罪隐语作为其中特殊的组成部分,更加具有其独特的封闭性、口约性、寄生性和传承性的属性。将民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刑事技术侦查手段应用于破案侦查,对于公安干警迅速及时的知晓犯罪情报,了解预谋犯罪活动,并且主动出击、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隐语行话命名理据中的隐型文化特征

从语言与民俗丈化的关系入手,从具象思维方式、图腾与性生殖崇拜心理、正统文化意识三个层面对汉语隐语行话在命名理据中所蕴含的民族隐型丈化特征进行了发掘与探讨．     

汉语基本隐语造词手段与造词法分析

隐语的创造建立在已有知识概念的基础之上,汉语基本隐语主要有拟声、语音、文字、语义、截取、修辞、联想、文化等八种造词手段。隐语的创造具体表现在使用通语(或方言)已有或新造词手段并组配出既具汉语造词普遍规律又具自身特点的造词法。汉语基本隐语有声音、文字、截取和意义等四种造词法。任意性不是隐语造词的性质和特点,隐语造词体现了"语出有源""语出有因"的创造理念。     

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

民间隐语行话,亦称“民间秘密语”,几乎是各种语言大都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对隐语行话的种种误解,是其濒危的首要因素。隐语行话属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之中的一种更为特别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是考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别具一格的独特视角。随着这些“濒危语言”的消亡,依附于这些“濒危语言”的民间隐语行话等民俗语言文化信息,亦必将随其“母体”的消亡而相应地消亡。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同样存在对其隐语行话的抢救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其使用人口相对较少,有的已经处于濒危态势,关注、抢救作为“另类濒危语言”隐语行话,尤其不要忽略了各民族语言中的这类特别濒危语言现象。     

论犯罪隐语常识在警务工作中的特殊作用

犯罪隐语,是指犯罪分子以隐蔽为目的,在犯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特殊的具有隐讳性的语言。熟知犯罪团伙之间特有的隐语对发现犯罪线索常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适当学习犯罪隐语常识就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特别是高级刑事警察的基本素质之一。     

隐语行话研究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隐语行话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日,"中国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隐语行话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沈阳成功举办。会议围绕隐语行话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隐语行话与当今语言生活,隐语行话造词手段与造词法研究三个议题展开探讨,与会专家进行了精彩发言,会议成果丰硕。此次会议的召开在隐语行话研究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陶瓷收藏与民间行话隐语

中国是发明陶瓷的文明古国,生产陶瓷的窑火延烧至今。各个朝代的陶瓷遗存数量巨大、品种众多、质地精良,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人们收藏的重点对象。在长期的收藏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行话隐语,目前对这个问题尚鲜研究,本人不揣冒昧,试着作一点探     

女书的文化价值解析

女书是我国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强国战略下,需要对其多元化价值进行挖掘,以对其进行有效开发与传播。女书文字形态、语言表达及文本呈现方式,具有重要的美学文化价值;女书展现了湘南边陲瑶族农村女性独有的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价值;女书呈现了女性在父权制下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及融入主流社会的渴望,体现了女性的独立自觉,具有朴素的女性主义文化价值。     

论道教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又称为梓潼帝君,是道教吸收民间信仰而尊奉的科举之神。本文以中国历史文化为背景,考察了梓潼神从蜀中地方神的衍化过程,由于宋代道教吸纳民间俗神进入道教神系,梓潼神成为天下士人崇奉的职掌禄籍之神。作者通过对文昌帝君信仰的源流,文昌帝君道教化、民俗化的分析,认为文昌帝君从蜀中地方俗神转化为全国大神,道教对其神性的改造和理论提升是关键。蜀中民间的梓潼神向道教的文昌帝君衍变,这在中国宗教造神运动中颇具典型性。     

超越怨恨——论张爱玲创作中的主体间性思维

张爱玲小说在多数时候都能超越创作主体个体与性别的身份自恋,反思女性人物与男性人物心中的怨恨情结,建构关爱生命、理解人性的价值原则,从而在创作主体与笔下男女之间建立起主体间共在的亲近关系;但在少数时候,创作主体不免把笔下男女视为可憎的"他者",隔绝了自我与外部世界主体间共在的关系.     

道学的韵律——兼论美学与丑学的合题

启道是女娲伏羲敬天悯物的造化,体道是中华先民与生俱来的禀赋,盘道是华夏诸族慎终追远的反问,原道是炎黄子孙牵系命运的商兑。“启”、“体”、“盘”、“原”构成了中华先民天人互动式的道学问;“化”、“赋”、“问”、“兑”体现出华夏传统美丑兼审中的道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与道俱化的文律,也是审道一族化解美丑的韵致。     

先秦"故事俗赋"钩沉

本文对先秦时期 (或成书于西汉而源于先秦时期 )的讲诵故事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 ,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讲诵故事是早期俗赋的主要职责之一 ,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 ,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

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认为道经中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将对西域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卯山问茶

唐朝初年,道教宗师、越国公叶法善在浙西南松阳县境内的卯山道场修炼期间,培育出极品＂卯山仙茶＂。在唐高宗的盛邀下,他提着一篓＂卯山仙茶＂跨进了朝廷的中枢,＂卯山仙茶＂成为皇宫养生茶在历史上陡然生辉,荒蛮的松阳第一次以茶乡的身份进入唐宫的视野。     

论20世纪末的"现代主义"群落的先锋创作

在 2 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 ,现代主义思潮演化出来的“先锋文学” ,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和收获。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 ,为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借鉴。残雪、莫言、苏童、余华及马原等作家的创作实践 ,有坚守 ,有变异 ,有回归 ,现代主义虽然具有某些“中国化”的特征 ,但要想完全融入中国本土文学并成为一个组成部分 ,尚须历史地长久磨合。     

从曹禺戏剧观论其剧作之变化及其内在模式

曹禺自己没有 ,评论界历来也没有从曹禺戏剧观内在矛盾因素的变动上及其剧作的基本模式上 ,来探寻过他的创作的发展过程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本文作者将他在研究古代文学中所创造的 ,并在其专著《文学史新方法论》中详细予以了阐述的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的方法 ,引入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具体地说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从曹禺戏剧观的三个因素 :写实、做诗与出戏的变动及组合上 ,第一次阐述了曹禺从《雷雨》、《日出》 ,到《原野》、《蜕变》以至《北京人》的创作过程 ,是一个沿着戏与真、诗与真以及戏与诗的矛盾展开的逻辑进程 ;在这一历时性的阐述之后 ,作者进而将曹禺这五部剧作划分为两种类型 ,从中抉发出曹禺剧作的内在模式 ,由此予以了曹禺这五部剧作以统一的理解。在上述分析中 ,本文又一方面从曹禺创作的基本模式及其戏剧观之内在矛盾的日益暴露所造成的艺术困境的加深上 ,另一方面则从三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初期文艺潮流的变动上 ,说明了曹禺上述创作模式之必然走向末路。     

汉唐皇权与道家方士--阅读陈垣教授编纂《道家金石略》的札记

本文试图探索汉唐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皇帝与道家方士的复杂关系 ,研究他们之间的契合和悖离、利用和反利用 ,以说明道家方士对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方士们确以不同方式介入过不同时期的政局 ,而作为国家首脑的皇帝也确曾经主动延揽 ,吹捧其威望和能量 ,授予相当权柄 ,因而对国政起过很大的影响。研究汉唐时期政治 ,是绝不能将道家方士的活动排除在外的。本文也认为 ,皇帝们宠用方士 ,其动机和态度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 ,即有出于对宗教信仰的执着和虔诚 ,但更多则是基于实际统治需要 ,或两者兼而有之 ,将信仰和治术结合起来 ,巧为运用。当然 ,对于被称为方士的历史人物也不能笼统而论 ,他们之间的学理素养、道术修炼和人生追求、辅政的主张 ,甚至人品和活动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对于皇权和方士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活动 ,都必应因时因人因皇具体分析 ,尽可能公平地评价     

论杜光庭的斋醮词

杜光庭《广成集》中所存二百多通斋醮词,内容丰富,辞彩赡丽,程式化特征明显,兼具宗教与文学双重特征。杜光庭的斋醮词创作,对青词进入文学领域及宋代青词创作的大盛具有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