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

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的营建关系重大。在沙州回鹘国时期(1036—1068)及其此前的曹氏归义军晚期,敦煌石窟在回鹘的主导下掀起营造高潮,新开、重修洞窟27所。及至元代晚期,在豳王家族支持下,敦煌石窟的营建再掀高潮,其中,回鹘裔裕固族佛教徒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学术界所谓的"西夏窟",除榆林窟第29窟外,其余大多应为元窟,莫高窟北区和东千佛洞很可能分别为豳王家族沙州西宁王系和瓜州肃王系之王家寺院区。     

“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

裕固族的直系祖先来自河西回鹘而非学界常说的西州回鹘,裕固族东迁传说中的西至哈至指的是沙州瓜州而非吐鲁番。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西端,与当地回鹘融合而形成裕固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宋代以后见诸史册的黄头回纥,其实就是沙州回鹘之另称。对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应特别关注河西回鹘,同样地,对裕固族文化的认识,也需要与河西回鹘相联系。只有把裕固族历史文化置于河西回鹘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做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学研究中的诸多难解之谜。     

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

裕固族传说称其祖先来自西至哈至,当今学界一般将其解释为西州火州(高昌)。稽诸该传说之原始,与今天的说法迥然有别。裕固族现在传唱的叙事民歌《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是1963年以后的改编本,违背了原歌词的本意,歪曲了裕固族传说的历史记忆,误导了人们对西至哈至的解读与认识。结合史实,可证传说中的西至哈至实指沙州和瓜州二地,裕固族东迁就是分别从沙州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瓜州万佛峡(瓜州榆林窟)出发的,向东迁徙至酒泉一带。与之相仿的是新疆东部的哈密豳王后裔,在难以自立时也是东迁至至肃州一带避难,而这里正是蒙古豳王家族的大本营。有意思的是,不管他们来自沙州还是哈密,当遇到困难时,其民众都会东迁至酒泉西400里处的苦峪。这些迁徙虽然都是受到外部压力的结果,但在东迁过程中,却不曾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说明明代中叶裕固族的东迁实际上是在明政府支持下和蒙古豳王家族统领下,辖区内部有序而目的明确的民族迁移。     

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

由于蒙古豳王家族的庇佑,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文化得以持续流行。学界一般确认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证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

裕固族主要由河西回鹘与河西蒙古联合构成,其形成地并非学术界常言的吐鲁番,而应为敦煌和瓜州。从9世纪中叶开始,裕固族回鹘裔先民即活动于敦煌一带,13世纪下半叶,蒙古裔入居河西,与回鹘裔水乳交融,逐步发展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至明初"黄番"一词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民族已经初步形成。敦煌发现的裕固族古文献数量众多,既有回鹘文,也有蒙古文、八思巴文,这些文献既是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裕固族至今尚存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关于裕固族的形成历史,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裕固族大头目的来源及其世系说法不一。综合各种文献记载及社会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及其后裔在河西的活动,尤其是对回鹘文化的接受与吸纳,使二者间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对裕固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天的裕固族大头目,与元代的蒙古豳王和明代的安定王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裕固族的"安"姓即来自"安定王"之首字,传说中的安帐实际上指的就是首任安定王卜烟贴木儿。     

赵声良主编《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出版

正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研究员主编的《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一书,由香港敦煌之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赞助,于2018年6月在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随着佛教文殊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山西五台山被认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唐代会赜等人检行五台山圣迹,创制"五台山图"并逐渐传播开来。敦煌壁画中亦保存了多幅五台山图,其中以莫高窟五代第61窟     

榆林窟第39窟回鹘供养人研究

榆林窟第39窟前甬道南北两壁分别绘男女供养人共计47身,其中僧尼5身、世俗男女供养人42身。本文通过考察供养人题名和分析供养人的排列规律认为这些供养人都出自同一家族,即安氏家族。这些安氏是回鹘化了的粟特人后裔,其中男供养人中最尊贵的一位出任沙州回鹘宰相,是瓜州最高长官,他将女儿嫁给了沙州回鹘可汗。榆林窟第39窟正是以这位回鹘宰相为代表的安氏家族在沙州回鹘王国时期重修的家族窟。     

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

学术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敦煌文化尽管丰富多彩,但与伊斯兰教无关,马可波罗所言敦煌少量穆斯林的记载也被视为不实之辞。其实,这一观点未必正确。1276年,原本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豳王家族成员脱离中亚察合台汗国而投奔元朝,受命驻扎河西以对抗察合台汗国之侵扰。敦煌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就是该家族于元朝晚期勒立的,功德主速来蛮、速丹沙等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色彩,《肃镇华夷志》言其回回出身,二者相合;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教诗歌中竟有称颂穆斯林和阿拉伯帝国的内容;瓜州锁阳城、玉门西域城、赤金城西北角都为圆形角台,具有明显伊斯兰建筑特点,意在表示对麦加克尔白天房的敬奉。这些足证元代晚期伊斯兰文化在敦煌一带是真实存在的。     

明代瓜州总牙部杂考——以《肃镇华夷志》为中心

瓜州总牙部又称:"瓜州族"、"总牙族"、"浪咱族"等,东迁前原牧居地在明代瓜州城及其附近,即今锁阳城。族属"西番"、"瓜州达种",属讲回鹘语的撒里畏兀尔,信仰佛教。正德年间总牙部东迁肃州后被安置在金塔的威虏堡、察黑包等旧堡,嘉靖年间又继续南迁至祁连山中,成为裕固族七部之一。     

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

忽必烈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以后,大批察合台系诸王及其部民涌入河西,并被安置在瓜州、沙州、哈密一带,从而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由于他们长期镇戍西部,在与中亚诸叛王的对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西西部逐渐成为他们的分地,瓜、沙一带为察合台之孙出伯的分地。过去,学界公认今裕固族是以明朝内迁关西七卫各族融合形成的,主源是撒里畏兀儿,蒙古族是汇入的最大支源。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蒙古族也应是裕固族形成中的主源。裕固族著名叙事民歌《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中的“西至”、“哈至”就是汉语沙州、瓜州译成阿尔泰语系语音后再译回汉语的过程中音变的结果,沙州、瓜州是裕固族东迁的起点。而裕固族民谚“天下头目都姓安”,也说明裕固族东迁前的居地就在敦煌。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摘要)

一“文殊崇拜”与《五台山图》的流行莫高窟壁画保存有中晚唐至五代的《五台山图》数幅,其中61窟的规模最大。有关文献材料也多次提到过《五台山图》的流行。此种情况与当时人们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的崇拜有关。据《华严经》及其他有关佛籍的记载,文殊居清凉山(五台山)讲《华严经》,因而五台山后来就变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和盛传“华严”的基地。《五台山图》亦因此而流行。最早的《五台山图》应是唐龙朔年间会赜等人所绘的“小张”(《古清凉     

全球化视域下五台山文殊信仰探析

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确立得益于中外僧侣的累代构建,这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五台山“圆融无碍、平等不二、悲智双运”的文殊信仰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具有极大感召力,以五台山文殊信仰搭建“四海一家、共享繁荣”的精神平台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加快推进五台山文殊信仰创新发展,将文殊教义进行中国化、全球化的诠释,有利于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全球化发展,使其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     

河西回鹘摩尼教稽考

自763年始,摩尼教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部众西迁,其中一部分迁至今河西走廊地区,以甘州、沙州为中心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与沙州回鹘。由于受河西地区长期流行的佛教的影响,回鹘民众大多皈依佛教,但回鹘王室仍以摩尼教为奉,如同漠北回鹘一样,河西回鹘的统治者非常敬重摩尼教,任用摩尼教高僧作为使臣出使中原王朝。对摩尼教在河西的流行情况,汉文史书记载鲜少,但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汉文对此却有不少反映,波斯文史料也有一定记载,可填补汉文史籍的空白。从中可以看出,自9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期,摩尼教在河西回鹘中是相当流行的。     

由文殊信仰的互动看佛教中国化进程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生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关于敦煌莫高窟西夏前期洞窟的讨论 ——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五

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研究,是近年敦煌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敦煌西夏时期洞窟的分期,虽几经修订,仍是学者们争议较大的热点问题.关于敦煌西夏前期的莫高窟,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绿壁画和回鹘窟的时代归属以及莫高窟西夏前期标准窟的确定.本文在对洞窟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传世史料与前辈研究成果,对莫高窟与西夏前期营建有关的洞窟进行全面梳理,再次对其中所涉及的断代问题进行讨论.最终认定,绿壁画洞窟主要属于北宋曹氏归义军后期和沙州回鹘时期的重修,沙州回鹘洞窟基本上可视作北宋曹氏营建的余绪,西夏前期实际上在莫高窟只进行了极少的补修重绘,以莫高窟第340窟、第395窟和第206窟为代表.     

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图像解析——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三

榆林窟第2窟正壁中间绘文殊变,其上方为涅槃图,两侧为救八难图。关于这些图像的组合关系,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图像的细节进行了一一解读,认为这些图像应是以五台山文殊为中心,将《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和《文殊真实名经》的相关内容组合到一起,反映出当时文殊信仰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历史事实。     

瓜州塔考辨

瓜州锁阳城塔尔寺遗址大塔,学界认定为西夏之物,并推定其前身为中华十九座舍利塔之一的瓜州塔。据载,瓜州塔建立于北周时期,但那时的瓜州其实是敦煌,治所在沙州古城,与今天的瓜州同名而异地。"瓜州塔"建于崇教寺,即今莫高窟,与瓜州锁阳城塔尔寺遗址大塔无干;榆林窟第15、16窟所见阿育王寺,应为山丹或武威的阿育王寺,绝非锁阳城塔尔寺;瓜州锁阳城现存大塔具有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但没有证据可将之断代于西夏,相反,塔尔寺遗址发现的西夏文六字真言残片恰巧可以证明该寺为元代之遗存,因为六字真言独立作为藏传佛教供奉对象,并逐步流行全国,是从元代开始的。根据各种迹象,可以把今天所见藏传佛教风格塔尔寺塔的修建时代,推定在1276年或1289年之后不久。     

从敦煌文献看9世纪后的西州--兼论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文书年代和沙州回鹘的兴衰

本文试图运用敦煌文献对西州回鹘和龟兹回鹘的形成及兴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文及汉文史料论证沙州回鹘来自甘州回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