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的历史书写——李劼人《死水微澜》和莫言《红高粱家族》

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和道德观有依附于正史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在近现代已经开始动摇,30年代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开创了以"风俗史"写历史的先河,为历史小说带来了新的风貌。而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突破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红色经典英雄史诗叙事,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尽管书写于不同的年代,但都表现出了与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并较好地完成了史性与诗性的融合。     

简论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

在新历史小说中,"非英雄化倾向"成为小说主要的价值命意及问题意识。与其它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相比,表现为英雄人物的"非英雄化",表现浑噩的人生、揭示卑琐的欲望。它以普通人置换英雄人物,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重新挖掘出来,使悲观主义和绝望的宿命观成为反史诗性的必要注脚。同时,因为它过于表现历史的虚无、非理性特点,逐步远离了历史客体,虚构的成分也越来越高,使新历史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衰落并走向消亡。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中的"传统"问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与改造: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运用使革命意识形态获得了有效的传达;另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自身的特性使它溢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拥有了自身的存在意义,革命意识形态对其表现出规范与制约.在革命与传统的二重奏中,二者交相呼应而又互相抗争,形成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新传统,这一传统又潜在影响了至今的某些小说创作.     

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分析

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正史英雄观念相比,"反英雄化倾向"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和价值命意.它的反英雄化倾向既表现为对于历史崇高意识与英雄观念的消解,也表现在建构一种稗史人性与微观价值叙事模式上.世俗社会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义语境,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的现实原因.作为一种悖论性的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又可能产生某种庸俗化的后果.     

简论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

上世纪80年代新历史小说登上文学舞台,新历史小说"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英雄化倾向"。本文从言说主体的非英雄化,言说对象的稗史化,言说方式的微观化三个维度来简要论述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及其表现。     

此在即真实——论新历史小说的女性立场

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不同,新历史小说关注多元化的当下,表现出＂此在即真实＂的观念。在这样的追求下,新历史小说强调了女性立场的建立,它关注女性曾被遮蔽的生命体验;而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如感伤的情绪、对世俗的包容等,也都显示出女性独特视角的存在。而在众多的作品中,格非的《人面桃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传统的革命史在他的笔下被改写为女性心灵的成长史,令人产生了对历史的全新的思考。     

审美期待受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新历史小说

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新旧历史小说的对比分析,试图说明审美期待受挫是新历史小说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重要特征,也是新历史小说能够获得接受者认同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它的虚构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表现出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拷问。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虚构叙事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关于民国历史的虚构叙事,由于创作年代不同、叙事目的各异,两者所虚构的民国历史大相径庭.革命历史小说将民国历史革命化,其虚构因受革命历史的制约而着眼于党史中某些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革命历史人物的演绎;而新历史小说则摒弃了这种从革命角度虚构民国历史的唯一性,虚构游离于革命历史之外的"新历史".虽然其能指被冠以民国历史之名,但其所指只是个人化的叙述话语.虚构的民国历史从革命历史到"新历史",折射出当代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的发展变化.     

论《尘埃落定》的反“史诗”意识

反对"十七年"历史小说创造的"史诗"神话是新历史小说问世以来当代创作者共同的艺术追求,阿来的《尘埃落定》彻底完成了对它的颠覆。拟从以虚构而真实的题材内容、分裂而完整的人物形象、表里如一的情节结构、丰富深邃的主题思想对其进行相应拆解等方面分析其新历史小说的特质,彰显其反"史诗"意识,从而凸现《尘埃落定》的文学史意义。     

重塑女性的历史--新历史主义视界中的女性历史传记系列丛书《花非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涌现,为我们重塑改写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文章分别从"在文学虚构中重塑女性的历史"、"在文学阐释中重塑女性的历史"和"在文学解构中重塑女性的历史"等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以<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丛书为代表的女性新历史小说的特点、意义及价值.     

新历史小说与现代史的另一面

“新历史小说”之“新”，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新历史小说中，将家族史与现代史结合起来写，立足于民间和边缘化立场叙述中国现代史成为一种极普遍的创作现象。新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另一面。     

颠覆与重构--新历史小说片谈

新历史小说迥异于传统的以还原历史为目的的小说,在历史观上体现出偶然性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在叙述方式方面,常出现一个叙述者"我",而且,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进行"世俗化书写","史诗情结"在个人私欲中被消解.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历史观

新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路数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肆意篡改历史真实和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之间界限模糊是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历史观虽然对以往唯历史真实和历史决定论表现出极大的反叛,但是毕竟只是接纳后现代的浅层性特征,因其偏离中国的以和谐、中庸为美的文化背景而遭逢困境,也因此促成新历史小说纷纷转型。     

新历史主义与女性历史小说创作

由于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亲密关联及其异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它确实激发了女作家主体创造的激情,给女性历史小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空间及创新景象.但是它也给女性历史小说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因此,要辩证地看待新历史主义与1990年代后女性历史小说的这种复杂关系.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历史观

新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路数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肆意篡改历史真实和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之间界限模糊是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历史观虽然对以往唯历史真实和历史决定论表现出极大的反叛，但是毕竟只是接纳后现代的浅层性特征，因其偏离中国的以和谐、中庸为美的化背景而遭逢困境，也因此促成新历史小说纷纷转型。     

叙事话语的颠覆——从“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谈起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同样以历史为题材,但是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形态。在以传统历史小说的代表“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中揭示出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创作情态,继而探索贯穿于新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叙事方法的颠覆性。叙事话语的颠覆不是作家哗众取宠的偶然创作个案,而是特定的现实语境给予了作家探究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而这其中的主旨即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及人性关怀精神。     

周梅森历史小说的出场与退却

周梅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以民国史为主的历史小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周梅森凭借庄严的历史小说创作步入文坛,在前期即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受商业化影响周梅森的历史小说呈现娱乐化倾向.1996年后他完全转向现实题材的创作,这是历史想象需求的终结,是历史题材的现实困境的表现,也是周梅森等新历史小说家们"互文性"策略的陷落.     

论新历史小说的三种型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题材成为创作热门。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相得益彰。新历史小说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文化化生命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以文化为底色、追求文化意蕴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中。二、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管造历史的迷宫;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与尴尬,是先锋派新的历史小说的尝试内容。三、生存化生态化的历史。这主要表现在新写实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新历史小说特点在苏童小说《米》中的呈现

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以其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反传统的写作手法与以往写历史的小说区分开来,苏童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一直沉迷于对历史的叙述和重构,他的长篇小说《米》向我们展现了贱民五龙逃亡—发迹—返乡的一生,小说中体现出了鲜明的新历史小说特点,如历史的主观性、荒诞性、循环性和偶然性,民间视角与个人体验的强调,叙述空缺和再现原则的瓦解历史的存在等.     

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与象征叙事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善于运用象征叙事的小说家。在其新历史小说创作中,象征叙事表现为小说意象呈现出美术结构;通过对女性性征的描绘建立女性崇拜图腾象征世界;小说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原型”审美等特点。莫言新历史小说的象征叙事,使其作品超越了文本表层对历史的叙述和反思,在深层指向上蕴含着对原始生命力赞美的深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