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耕地资源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分析

根据绵阳市1980—2010年相关统计资料,在耕地总量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绵阳市耕地资源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模型。结果表明:1980—2010年绵阳市耕地变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人均耕地面积也逐年下降。总人口、城市化水平、地区总产值、财政收入、第三产业产值以及人均GDP是影响绵阳市耕地资源变化的主要因素。     

耕地面积与农业经济增长:协整与Granger检验——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耕地面积及农业经济增长199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明确两时间序列的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安徽省耕地面积和农业产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耕地面积是农业产值的原因,而农业产值不是耕地面积的原因,通过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构建高产高效的生态集约农业生产体系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耕地资源的综合产出率至关重要。此外,要确定合理耕地占用量,着力解决当前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全情况下"征用+批租"模式的外部性问题。     

河北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河北省1985-2008年耕地面积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区域内耕地的时空变化趋势,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探讨了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河北省耕地资源时空变化特性显著,耕地总量及人均量均呈逐年减少趋势;经济发展、人口和农业科技进步是耕地数量变化的三类主要驱动因素;从保护耕地资源的角度,应关注经济发展对耕地的占用问题,降低经济发展的耕地消耗强度.     

陕西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分析

本文选取6项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投资总额,城市园林绿化覆盖面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1990-2004年来陕西生态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绵阳市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空间耦合关系分析

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从路网密度、干线影响度和枢纽辐射度3个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绵阳市2014年县域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绵阳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测算和类型划分.分析结果表明:(1)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明显,且中部高西北东南低;(2)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其相关系数为0.692 1,但其二者发展水平协调性十分差.加强低值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各县域与成都和广元、南充、遂宁、德阳等地级市的经济联系,提升绵阳市交通优势度,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作用.     

绵阳市塘汛镇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本文利用绵阳市塘汛镇1996年、2004年土地利用现状图,1996年、2000年、2004年土地利用变化及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空间叠置分析方法、土地利用转移距阵和其他统计方法,对塘汛镇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这八年中塘汛镇的土地利用变化很大,耕地面积减小,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大量增加;人文因素在各种驱动力因素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因素中的政策因素对绵阳市塘汛镇土地利用变化更是起了主导作用。     

基于GIS的绵阳市地形起伏度与人口、经济的关系

以绵阳市为研究区域,采用移动窗口法和均值变点法提取地形起伏度,分析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影响及其相关性,并与海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绵阳市中起伏度地形(200～500 m)占比最大,占研究区土地面积33.97%;小起伏度地形(70～200 m)次之,占26.83%;大起伏度地形(500～1 000 m)占18.32%;微起伏度地形(30～70 m)占15.46%;平坦地形(0～30 m)占5.38%、极大起伏度地形(>1 000m)占比最少,占0.4%.(2)地形起伏度对绵阳市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的影响强于海拔的影响;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且均呈显著负相关.(3)绵阳市地形起伏度不超过70 m的地区,聚集了26.67%的人口和35.41%的经济总量,但土地面积仅占2.74%,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平原、台地等地形起伏度较小地区聚集趋势明显.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经济影响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造成我国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主要有: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素质和农村经济建设任务要求的不适应、城乡收入差距大、农业效益低、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面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农民观念的更新、收入的增加、发展的促进,另一方面也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农田耕种后继乏人、土地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农产品结构单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应通过提高农业产值、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来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研究

在对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科技和社会三个方面选取九项因子,构建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耕地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因素、产业发展因素、科技因素和社会系统压力因素。     

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以陕西省近50多年来耕地统计资料以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陕西省耕地数量变化的过程及其趋势,运用spss软件选取9大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耕地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因素、产业发展因素、科技因素和社会系统压力因素。     

四川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应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四川1978年到2009年的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了长期均衡模型。结果表明,四川人均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0.105个百分点;随着四川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耕地面积将会趋于平衡状态,这与近年的统计数据相吻合。但这种平衡的获得,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建设占用耕地的监督和管理。     

农地非农化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安徽省阜阳市农地非农化的调查与分析

研究目的：探寻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状况趋势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中部崛起和耕地有效保护。研究方法：统计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研究结果：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农地非农化高峰期同步,耕地面积随人均GDP增加呈指数递减,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呈下降趋势。研究结论：中部地区应统筹城乡、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福建省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经济的迅速发展所引发的土地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它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的需求急增,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难度。处理好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统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中耕地变化与生态安全管理——以郴州市为例

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对耕地这一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采用动态度、相对变化率等模型计算其数量变化。运用相关性分析耕地面积与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数、城市化率等区域经济驱动因子之间关系。结果表明: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而与农村人口数高度正相关。针对郴州市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耕地保护利用、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与生态安全协调的土地资源利用体系等安全管理措施。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资源与粮食增产问题研究

本文从耕地质量、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动趋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争粮食产量分别占全国比例变动趋势、粮食单产变动趋势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内蒙古耕地资源与粮食增产的关系,并探讨粮食持续增产的耕地资源约束力,然后提出提高耕地产能的措施建议。     

托克托县土地整治潜力研究

为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本文利用单因素评价方法开展新增耕地潜力预测分析,对各类型预测潜力进行分级,其中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的潜力为1075．70公顷,潜力区主要分布在五申镇、古城镇、伍什家镇,农村建设用地补充耕地的潜力为38．47公顷,潜力区主要分布在新营子镇,土地复垦补充耕地的潜力为169．32公顷,主要分布在伍十家镇和古城镇;宜耕后备土地开发的潜力为186．36公顷,主要分布在新营子镇。     

四川省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研究

城市化对耕地需求的增加与耕地稀缺性的矛盾是土地利用规划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合理地确定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的数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四川省为例,运用SPSS软件的回归分析法论证了城市化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了城市化是耕地非农化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建立了四川省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到2030年四川省最多容许耕地非农转化的数量为93.05×10^4hm^2,超过这一阈值将威胁到四川省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四川省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耕地抛荒的马克思地租理论分析及其可持续农业含义

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两个现实性假设＂土地有限＂和＂土地收益递减＂的共同作用下,不会出现耕地抛荒现象。但由于过度利用较好土地导致其单产大幅度提高从而抑制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发挥,致使我国出现了耕地既短缺又抛荒的悖论。然而通过历史背景分析发现,马克思地租理论产生上述作用有其土地边际产出增加不会产生负外部性的暗含假设条件。正是由于在较好土地上密集使用化肥和农药等石化合成物的过度集约化耕种所引起的负外部性未计入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之内,才抑制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发挥,进而致使耕地抛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