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赋史上的赋家身份建构始于汉代。在汉代人建构赋家的工作中,司马相如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司马相如一方面对自己作为写赋的人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建构自己的赋家身份;另一方面,他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次用"赋家"一词命名写作大赋的人。他对写赋者的称名,用了文学的审美尺度,因此,他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真正文学的建构,也是最准确地揭示写赋者特殊本质的建构。他的工作成效远远超越了其他汉代人,在这一意义上,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圣",而且可被称为"赋家之父"。     

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不仅是西汉一代辞宗,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司马相如的人生充满传奇,佳人配才子,卓文君夜奔相如,历史以为美谈;《子虚》、《上林》两赋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也是汉赋的极品;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夷,在政治活动中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产生了《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篇流传千古的政论文。司马相如为史学大家司马迁所宗仰,在《史记》中特为之立大传,收载他的文学作品,给予崇高评价。但司马迁之后,历来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偏离正轨,毁多誉少。     

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论略

司马迁、司马相如分别代表了汉代散文和辞赋的最高成就。两人都是怀才不遇的士子。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相如的赋,虽各有千秋,但都是大一统时代的产物;都有“全”、“大”的特点;都运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他们共同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汉赋之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视野

司马相如是西汉赋的大家,他使赋体真正从骚体赋前进到一代大赋,为汉赋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从司马相如赋的文学成就为视点,分别从其赋审美艺术特征、审美意象;铺陈描写,还有象征、描写等大胆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叙述这位汉赋大家为文学艺术长廊添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司马相如的创作心迹

司马相如的创作心迹可分为三个时期：慕战国策士余风，辞官游粱，为创作辞赋打下坚实的基础：游粱归来，东受七经，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将学、经学融为一体，进入创作成熟期；为学侍从，作赋以讽，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欲拔弄臣之位。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论司马相如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

从司马相如现存的作品入手,对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其集中概括为两点:一是积极昂扬的事功追求;二是充分的人文关怀.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汉武帝因读《子虚赋》而对司马相如大加赞赏,遂拜其为中郎将。此后司马相如曾奉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主文讽刺匪直匪愚——浅谈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艺术

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赋颂模式。在夸扬歌颂的同时,将讽喻意图巧妙隐藏在多种艺术手法之中,其高超的讽谏艺术值得关注研究。本文从讽谏方法入手探讨司马相如辞赋中的讽谏艺术。     

论司马迁对屈原研究的历史贡献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屈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他以历史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屈原的家世、生平,建构了屈原生存其间的历史语境,为研究屈原的思想、创作提供了历史资料的支持。     

司马迁的爱国主义思想探析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把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维护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高尚品德。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深厚情感和信念,也是我们积极倡导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司马迁身体力行地总结、实践了爱国主义精神;歌颂祖国统一;提倡民族团结平等;注重爱国人物的塑造;针砭时弊,忧国忧民。司马迁以自己的一生及其巨著《史记》对爱国主义的内涵作了最好的价值诠释。     

司马光的妇女观

司马光的妇女观一方面具有守旧倾向，作为封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他的言行自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由是决定了在其妇女观上，不可避免地会拾人牙慧、落入封建窠，这是由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如若深入剖析其观点，其妇女思想又包含明显的对立和矛盾因素，体现出比较进步的一面。     

论宋玉的人格——自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与主观倾向谈起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宋玉有"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的评介,学术界有人曲解太史公的本意,认为宋玉是没有气节的文人,我们对司马迁的宋玉评介,从客观依据和主观倾向两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司马迁对宋玉基本是肯定的,"从容辞令",肯定了宋玉的文学才能,"终莫敢直谏",则是在肯定宋玉微谏的同时,对其没有达到直谏程度表示了遗憾.因而,以司马迁宋玉评介为据来否定宋玉人格的说法,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司马光的编辑思想

司马光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而且还是一名成功的编辑家。《资治通鉴》是其主要的编辑作品。“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是他编辑书籍的指导思想,这一编辑思想由他独特的生活和政治经历所决定,并充分体现在所编书籍的内容、体例等方面。同时《资治通鉴》的成功也得益于司马光采用了科学先进的编辑方法。     

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郧阳”语源与司马迁——“郧阳”得名种种说法考略

关于“郧阳”的语源，以前有四种说法：1）源于古代郧国说；2）源于伍子胥说；3）源于古代郧国移民说；4）源于古代天外飞来陨石说，本认为这四种说法均不可信，提出了该语源于司马迁《史记》中的用字假借现象这一新的看法。     

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取舍原则

《战国策》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司马迁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人生观 ,坚持文学性与“实录”精神相统一 ,力求行文简洁通俗的原则 ,对《战国策》史料做了取舍与改写 ,使《史记》的战国史部分情文并茂 ,别具特色。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