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中道统论的历史演进

梳理中国的儒家道统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道统思想萌芽于《论语》,始于韩愈,成于程朱。直到近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派别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标志了儒学道统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中华道统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基本理论和学说。     

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实际是荀况的性恶论

扬雄在《法言》中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李轨、吴礻必、宋咸、司马光就此各执一说，各有偏差。其实扬雄“善恶混”实际是荀子性恶论的继承，即善恶混而不可分，既有为善之可能，也有为恶之可能。     

清代论词“南北宋之争”推阐

“南北宋之争”是古代词学批评中颇为重要的命题,清人接踵阐述对该话题的看法,或者推崇北宋词,或者尊尚南宋词,或者抱持兼容并取态度。清初,“南北宋之争”话题蔚然兴起,宋徵璧、朱彝尊、宋荦等人的观点尤具卓识。清中叶,“南北宋之争”呈炽盛情势,吴衡照、王昶、蒋方增等人不断推进相关思考。清末,“南北宋之争”趋于分流与落定,陈廷焯、姚椿、谢章铤等人贡献尤多。在清代众人的不断努力下,“南北宋之争”的边界、外延等方面都逐渐得以确立,推动了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对古典词论的拓展深化亦裨益甚大。     

“行道”与“尊道”:元代士人精神构建——以许衡、刘因为中心

元儒许衡、刘因与元代士人精神建构关系密切。元初汉法的实行及波折影响了许衡、刘因的出处。由于二人行藏不同,元人对其评价产生差异:许衡羽翼道统,同时实践汉法而被称赞为不世之臣;刘因则成为儒士气节的象征。元代中后期,随着理学逐渐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元人将许、刘二人描述为本朝"行道"与"尊道"的代表。而元人通过许衡等人谱写"道统"在元朝的传承,由"道统"论及"治统",在此过程之中,元代汉族文士"行道"与"尊道"的心态也得以显现。     

中国古典词论中尊“雅”观研究综述

"雅"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在词学中,亦是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范畴,而对词论中尊"雅"观的研究却总是散落在整个美学、诗学或词史、词派等的研究中,文章主要梳理当代词论者对中国古典词论中尊"雅"观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从整个古典美学或文论的角度;从词学理论的角度;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雅词进行分析的;词体雅化理论与学术思想结合进行研究的;从此四部分中抽离对有关词论尊"雅"观的研究以突显其研究概貌。     

创造性转化:牟宗三与朱熹道统论的异同

朱熹的道统论代表了传统儒学道统论的高峰,而牟宗三的道统论则代表了现代新儒学道统论的高峰。二者的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种意识:均对儒家圣人传道的认同意识,均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均视自己为接续儒家道统论之正宗的正统意识。二者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道统观方面、对待经典方面、心性关系方面和工夫论方面。客观把握和认识二者之异同,对于研究者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论视域下孔、荀君子思想之比较

儒家君子文化由孔子立基,孟、荀各自深化发展。如果先抛开孔孟之间不谈,专就孔荀之间而言,孔子、荀子的君子思想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聚焦于"学"论视域下来看,两者的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在君子养成上,都重视"学"的作用;在学习内容上,都注重对"六经"的学习;在学习方法上,都强调知行合一和仿效贤者。两者的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在学习目标上,孔子认为圣人很难达到,"学为君子斯可矣",而荀子则认为"圣可积而至",主张君子要学为圣人;在学习内容上,孔子主张"博学于文",而荀子则主张"学至乎礼而止";在学习方法上,孔子重视君子"为仁由己"的内在自觉,而荀子则强调君子要外求于礼义师法的规范和引导。从"学"论视域来看,孔、荀荀子思想的异同大体如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异同,既反映了孔、荀之间儒家君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也表现了孔、荀对儒家君子文化确立的奠基性贡献。     

论清词“尊体”说

本文从历史、词人、词论与作品的结合上，论述了“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清词的“复兴”表现在“尊词体”上。词从过去被视为“小道”、“小技”、“艳科”、“诗庄词媚”到词有“见识多，说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词亦有史”的作用，使词获得尊体的地位。“尊词体”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冲破传统桎梏的过程。但只有进入清代，才步上轨道，而成为作家、评论家以至社会舆论的共识。     

荀学的“尊君”与“民本”之辨——对维新运动时期“排荀”思潮的检讨

清末维新运动前后,出于鼓吹政治改革的需要,荀子及其学说荀学成为维新派的众矢之的。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抨击荀子思想实为中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认为荀子主张"尊君权"彻底背离了"民主""平等"的儒家思想基调,篡改了儒学的本意。为回应这一批判,立足于《荀子》诸篇的具体观点和逻辑线索,厘清长久以来围绕荀学...     

晚清的理学复兴与唐鉴的道统论--以《国朝学案小识》为中心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势是趋向没落,然而理学者们并没有放弃为弘扬理学而努力。至嘉庆、道光时期,社会危机和学术困境为理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作为嘉、道年间理学大师的唐鉴应运而生,为理学在清代的复兴而力倡道统论。唐鉴富有特色的道统论在当时的理学界反响很大,对晚清政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儒家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

从今存宋代儒家经书版本实物看,宋代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大体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四类,其中经注本又可划分为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及重言重意本三类;注疏合刻本又可分为不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两类。     

韩愈的道、道统说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

韩愈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道的核心是仁、义。此乃古代圣贤所传的人生准则,从皇帝到庶民,都必须遵守。韩愈的道统说,乃“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的传承关系,是谓“道统”。道统说的形成主要受《孟子》卒章及典籍的影响,或谓自新禅宗慕袭得来。韩愈的道统说形成于贞元十九年,成熟于谪贬阳山。《五原》的写成,亦在阳山。     

宋代理学家诗文的中和从容之境

宋代理学家的诗文记录了他们面对人生挫折和天地万物的态度,二者呈现出的共同之处便是源自于"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的中和从容之境。前者表现为以"志胜气,义处命"的涵养胸襟化解苦闷,将愤懑悲恨转换成中正和平之音,从而体现出平正从容的格调气韵。后者则因打通了物我的阻隔,故能以物观物,在寻常的生活和物事中体悟天理,其价值就在于平淡从容之中蕴含着对"理"或曰"道"的真切感悟。     

宋代理学家的小诗之乐

宋代理学家的小诗表现出悟理体道之乐和以物观物之乐,具有雍容平和、从容自在的基调,其风格特征不是外向的、张扬的,而是从容朴素的。理学家的小诗并不刻意选择或描摹外在的景物,而是移步换形,信手拈来,不避琐细的题材和平淡的笔法,重在表现＂我心＂之乐,其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之中所蕴含着的对＂理＂或＂道＂的真切感悟和体会。     

阳明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及其定位

阳明哲学是对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子学之反动,但这种反动不是源于宋代理学之外,而是源于宋代理学之内的,甚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自身内在逻辑理路的必然发展。与朱熹理学相对,阳明哲学一直被冠为心学,心学一词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阳明哲学的特点,但也遮蔽了阳明思想的实践内容。阳明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皆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实践特征,故作者将阳明哲学的性质定位为:实践的良知之学。     

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

"北宋乐议"活动最早出现于太祖建隆年间,终止于徽宗崇宁年间,几乎涵盖了北宋政权存在的整个历史."北宋乐议"直接导致了大晟乐的成功制作,进而也促成了大晟府的建立.大晟乐之所以制作成功并被定为"一代之乐",其原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表面上看,大晟乐的成功是因为它完满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乐议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运用了既可称为古制,又能令众人信服的制乐方法;二是制成了和谐的乐律制度.深一层看,则是宫廷权谋成功运用的结果.执掌朝政的权臣借重君权神圣的幌子,最终确立了大晟乐至尊地位.而在更深层次上,大晟乐的成功制作是与乐工们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分不开的.北宋历朝乐工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音律方面的知识,这才是大晟乐得以制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北宋开封饮食业的繁荣及原因

北宋都城开封的饮食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酒楼食店多、市场分工细、食品丰富、从业人员形形色色等几个方面。这一繁荣局面的形成是由社会需求旺及政策的开放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论宋代枢密使之势衰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迅速上升,"权侔于宰相"。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逐步缩小。文章试图厘清宋代枢密使权势变化及其原因。     

北宋中期骚体赋风的演变

北宋中期，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文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高温，屈骚忧国忧民、反抗现实的传统披发扬光大，骚体创作勃然而兴。蔡裹、王令诸人通过骚体来发愤抒情，激励名节，追求雄衰横放的奇峭美。随着竞争的加剧，文人们投时进取、兼济天下的热情渐趋消褪，走上了理性反省的道路。欧阳修的骚体创作对于骚体赋风的转变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郭祥正的骚体表现仕与隐的矛盾，雄衰与隽逸并存，王安石等人的骚体寓忧愤于淡泊之境，具有明显的玉变特征。文同的骚体表现出表里澄激的空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