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及影响

《选》之前的总集录诗或学理论诗,多以“体”相分,而《选》录诗首创以内容之“类”相分《选》诗以“类”相分,或起自乐府分类,或受到类书影响。《选》之后的类书及诸总集,如唐代类书《艺类聚》、《初学论》及唐代总集《馆词林》、宋代总集《苑英华》所录诗,都是以“类”相分,印证了《选》诗以“类”相分的影响。     

关于《文选》的删、增、移与其文字之误等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文选》之“删““增““移“与其文字之误等,均与其成书是否仓促毫无关系.前三者,乃编撰者基于“文“的角度考虑所致.文字方面之误,除崇贤“制造“出来的少数外,多半或是作者的问题,或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选》的编者(或所选迻录者)在迻录过程中虽难免无失,然比较而言,其工作显然是非常认真的.题《招隐士》的作者为刘安,在“许可的范围“内;某些诗作在子类归属上存在的问题,与成书仓促扯不上边.     

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兼与《艺文类聚》（前十卷）比较

《文选》存在着种种问题,然非仓促成书。其“文体与《序》所涉及者有所不同”等问题,所以或被认为与其成书仓促有关或可能有关,原因有二：（1）孤立地考察《文选》,而没有注意到类似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相关的非仓促所成之古书中;（2）以今绳古,将古人认为“可”而今人“未可”者当代化。《艺文类聚》的“问题”远比《文选》多。然其是在太平世奉敕撰成后奏上的,而非仓促所成。被令人作为成书仓促的种种理由,在《文选》缟撰者那里均非问题。     

《文选》之编者

《文选》出于众手，几成定论，甚者以刘孝绰为其实际编者。本文不囿于成说，唯真是求，通过对产生该说之理由，即旧日帝王编著之书多出其手下文人，《文选》不会例外；《文选》几乎涉及自周至梁千年之所有作家与作品，非一已之力能任；唐人元兢等曾说刘孝绰参与编《文选》；《文选》之选《广绝交论》为孝绰所为等问题，进行多角度之考辩，认为：《文选》乃昭明独力所成，而非出于众手，刘孝绰与《文选》之编辑无关。     

《文选·书》序次本先朱叔元而后孔文举辨——《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三

今传"五臣注"《文选》陈八郎本的总目为"原配",而其卷21～25为"抄配",故辨此中序次作家如何,只能依总目而不可据"抄配";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和日藏"九条本"一样,其"书"类本来的序次正是朱叔元在前而孔文举在后的。而以此结合《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说与《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况看,这正是《文选》本来之序次,而李善注尤刻本与"六臣注"之赣州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的朱叔元在孔文举之后,乃流传过程造成之失。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李白《蜀道难》后继之作"解读

“李白《蜀道难》后继之作”，是受李白《蜀道难》影响而出现的含有“蜀道难”之语和直接以“蜀道难”为篇名的两类诗作的总称。它们或继续咏叹蜀道之难，或阐明应对蜀道难之法，或赋予“蜀道难”以丰富新鲜的内涵。在题材处理上它们紧扣写秦蜀之道的传统的同时又涉及其他，主旨表现上继承和发展了含蓄关，体式运用上继承使用乐府歌行和古体，又有了律绝的实践，审美特性上在展现崇高美的同时又有了优美的展现，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和价值。     

试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对"颂""赞"二体评录之异同

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颂”“赞”二体的流变及其体制是极为复杂的。《文选》与《文心雕龙》作为极其重要的选本和批评专著，分别对之进行了专门的评录。本文拟就此作一比较研究，着重分析其异同，并对“颂”“赞”二体的流变和体制特征作一揭示。     

东方"伊甸园"之歌--《诗经》"东门"之诗考论

《诗经》时代的“东门”．不只是个单纯的地名．而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象征意蕴的文化代码。其原型意义类似干西方文学中的“伊甸园”。而《诗经》中体现这个文化代码信息的东方“伊甸园”之歌——“东门诗”．主要集中在《诗经》陈、郑二国风中；其诗具有丰富的人文内容，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先秦东方“伊甸园”中青年男女情爱生活的美好画卷。     

《文选》研究四题

《选》“难”本独立为类,“临终”本“诗”之子类;《古今诗苑英华》的“犹有遗恨”,指其未能达到“集其清英”的目的与体例上不像后来的《选》那样兼收其它体;《选》不再收何逊诗乃因其分量比《古今诗苑英华》少了三分之二的缘故,这与刘孝绰的“忌避”和《选》的体例如何无关;以《头陀寺碑》之得人《选》为刘孝绰“有意图的徇私情”一说,是断不能成立的。     

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文选》版本简介与目录

《选》在日本流传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日本在江户时代以前没有刊刻版本的《选》,传世考皆由唐代古本而来。在江户时代日本开始刊刻《选》,前期有六种《选》出版：直江版、庆安本及出于明王象乾本的诸版本。在江户时代后期主要有两种版本：片山兼山的《选正》、秦鼎的《李善注选》。以上各种版本多有重印、修补,明治时期又有多种版本重排重印,形成了《选》版本众多、庞杂难辨的局面。甄别日本各馆收藏的《选》版本目录,理清《选》在日本的版本流传,对于《选》研究极具重要意义。     

清代《文选》学概述

清代是《文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上源于清政府的导向,学术上是因为考据学的兴起、李善注的阙失,文化上根源于骈体文的兴盛。清代《文选》学呈现出与往代《文选》学不同的特点:以小学释"选学";运用多种方法,系统综合研究《文选》;运用新思维,与现实相结合来评价研究《文选》。虽然清代《文选》学成为"显学",但是它仍然存在版本受限、严重因袭等不足。     

李详与《文选》学研究

李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选>学家.其<文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二:一,他对<文选>的注释,在李善注的基础上有新的进展;二,其<韩诗证选><杜诗证选>在研究<文选>与唐代诗歌之关系方面更具体、更深入,向前迈进了一步.     

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

清朝《国史》的编纂活动始于康熙朝。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康熙、雍正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是康熙、雍正以来国史编纂活动的继续,它使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清朝国史编纂活动得以基本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编译完成的国史,堪称中国官修史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这些以满、汉文编纂编译的卷帙浩繁的国史本纪、列传、表,均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使清朝国史有了多种文本,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版本的文献。     

非理性借鉴:晚清留日运动中的“速成热”

1896—1911年间,留日运动席卷中国。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留日热潮中,"速成热"不断升温。由于在指导思想、政策调控及留学生个人选择等方面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这一留洋教育在某些方面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速"而"不成"。     

屏蔽二进序列偶的构造

对屏蔽二进序列偶进行研究,证明了一类特殊的差集偶与最佳屏蔽二进序列偶是等价的,以及另一类特殊的差集偶与伪随机屏蔽二进序列偶是等价的;证明了几乎最佳屏蔽二进序列偶与一类特殊的可分差集偶之间的等价关系,为应用差集偶和可分差集偶构造屏蔽二进序列偶提供了理论依据。利用分圆类方法构造与最佳屏蔽二进序列偶等价的差集偶,得到几类最佳屏蔽二进序列偶。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次序

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和斯蒂格利茨的次序理论,以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的推进次序,最后针对政府的反哺行为提出了相关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安排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