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罽宾到江南——道宣佛学之渊源

文章利用传世史料和敦煌文书,通过研究《净心诫观法》中的一些问题,来证明道宣思想中从西北到东南的佛学传统。道宣生活在隋唐之际,目睹了全国一统之后佛教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变化,对于南北朝长期南北分裂所产生的佛教传统的不同也深有体会,所以这种政治分裂导致的佛教传统南北地域之分在道宣的佛学思想中也有所彰显,文章利用梳理道宣佛教思想之渊源,分析了道宣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佛教传统之地域性。     

道宣律学在长安、敦煌和吐鲁番三地的传播——从P.2041题记谈起

敦煌写本P.2041题记为我们展现了道宣律学在长安与西北边陲之间流转的场景。这只是道宣律学传播的一个缩影。道宣的《行事钞》因"其文也,不繁而不略。其义也,不少而不多"而颇受僧人推崇,以之为代表的道宣律学在敦煌、吐鲁番广泛传播。在太原寺海达、西州义琳等僧人的努力下,以《行事钞》为纽带,长安与吐鲁番、敦煌之间的联系搭建了起来,为我们初窥三地互动、文化双向流传的历史场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

唐释道宣关于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的记载，当代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史、哲学史、佛教史论著几乎无例外地以之作为立论之依据，实则此事纯属子虚。因为，一、材料来源可疑。道宣以前诸于、史、集，无一字言及；梁僧佑编《弘明集》，未见梁武为此事所作诏、敕。二、道宣所述本身露出破绽。其云梁武下诏敕“舍道”，邵陵王纶上启响应，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实则其时萧纶尚未出生，任某也不是中书舍人。三、梁武固然佞佛，但绝不排斥儒道。不可能斥儒道为“邪”为“伪”。道宣惯于作伪，其伪造此事乃与其排斥孔老的立场相关。     

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

唐释道宣关于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的记载,当代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史、哲学史、佛教史论著几乎无例外地以之作为立论之依据,实则此事纯属子虚。因为,一、材料来源可疑。道宣以前诸子、史、集,无一字言及;梁憎佑编《弘明集》,未见梁武为此事所作诏、敕。二、道宣所述本身露出破绽。其云梁武下诏教“舍道”,邵陵王纶上启响应,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实则其时萧纶尚未出生,任某也不是中书舍人。三、梁武固然佞佛,但绝不排斥儒道。不可能斥儒道为“邪”为“伪”。道宣惯干作伪,其伪造此事乃与其排斥孔老的立场相关。     

明清之际我国的科技翻译

在明代以前,我国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几乎是个空白点,士大夫们把科技看做"方伎",他们本来就不重视科学,瞧不起翻译,更不用说所谓"方伎"的翻译了.《隋书·经籍志》曾载有随佛经传播到中国的天文、数学、医学方面的书籍十多种(这里面还包括一些迷信的东西如占卜、巫术),但它们是否都译成了汉文却没有说明.(唐)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北周时     

一条关于达摩入华的另类资料

依据唐道宣《唐高僧传》载,南北朝时,菩提达摩入华传播禅法,创立禅宗,曾受到当时部分佛教僧人的"讥谤",但所谓"讥谤"的详情不清。本文依据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8世纪上半叶写本《成唯识论述记解前杂叙》(拟)来探讨这一问题。指出当时僧人"讥谤"达摩的方法之一,可能是质疑达摩传法的合法性。或许正因为有类似的质疑,达摩不得不以"教外别传"应之,并为早期禅宗的传法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与林伯谦先生论《文选》的编者问题——《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商兑之二

对道宣"照录"刘孝孙说"刘孝绰撰<诗苑>"之序作综合考察,便知据此无法证"刘孝绰主编<诗苑>".以由"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说证其不能撰<文选>,犹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而忘记了科学常识."<诗苑>就是<诗苑英华>",而以此作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纂者的"关键核心"无任何实质性意义,根本动摇不了著统撰<文选>说.从总集编撰的实质性层面上考察,昭明太子完全可凭一己之力完成<文选>.     

蒲昌·蒲昌海·秦海考

一、蒲昌在历代史书上对于蒲昌的位置弄得很混乱,主要是把蒲昌和蒲类、蒲昌和蒲昌海、蒲昌和金蒲错混一起,因此首先得弄清蒲昌究竟在何地。据唐朝道宣《释迦方志》卷一称:“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又西七百余里至蒲昌县,又西百余里至西州,即高昌故地。”《通典·边防志》车师条则称:“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田地之讹)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     

禅宗三祖僧璨考述

僧璨是禅宗第三祖,上接慧可,下传道信,是宗派传法体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但有关僧璨的事迹却无信史可征。唐道宣《续高僧传》中谈到慧可弟子时不言僧璨,且无“传衣付法”之说;唐代文人所撰碑记中所述禅宗法系又与俗说互有歧异。文献所记僧璨“不出文记”,而又有其所作《信心铭》流传至今。事实上僧璨的来历难以考实,而禅宗为了弘法的需要将之纳入本门谱系,其故事有一个逐渐修饰的过程,最后定型于唐中期后,呈现出明显的附会痕迹。     

积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努力发挥管理龙头作用——略论我院的办公室工作

高校的办公室工作对学校的整体工作运行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地方高校的办公室,如何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为学校的建设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黄冈师范学院的办公室工作作为具体个案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试论川端康成作品的日本传统美学特征

川端康成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其作品具有“物哀”、幽玄、风雅的日本传统美学特征,这是他获得世界文坛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研读他的作品,开掘其作品的民族特质,对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翻译与诗性原则--论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诗学

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众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许多国际大奖,对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分析葛浩文的翻译诗学,可以看出他的诗学观除了受到个人诗学影响外,还受到主流诗学地位、诗学态度、经典诗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选材、翻译方法与翻译作品的宣传等方面,而这一切都体现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中国文学的翻译者。     

水利档案技术资料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水利工程档案是单位生产活动的全部真实记录。水利工程技术档案在水利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试论手风琴技能训练的形式和方法

手风琴的演奏技巧很广,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的演奏技巧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它的训练也就非常重要。有了扎实的技能技巧,就可以顺利地演奏,就能更好地表达音乐作品深刻的内涵。     

永远的布鲁斯——评兰斯顿·休斯的《萎靡的布鲁斯》

兰斯顿.休斯无疑是20世纪最优秀的黑人诗人之一。对他诗作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也是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的研究侧重于他的代表作,即他中后期的作品,而对他的早期作品,即他的成名之作《萎靡的布鲁斯》重视明显不足。可无论从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来说,《萎靡的布鲁斯》对休斯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路标般的作用。而这种路标式的作用也正是任何一个休斯的喜爱者和研究者不可以忽视的。     

论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及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研究至今热度不减。随着该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芥川龙之介借鉴中国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行为究竟是“剽窃”还是创作的争论。即：如何评价此类作品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应当从分析、研究他的文学观入手,寻找他为何利用中国、日本等国古典文学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的思想根源。然后才能为评价其文学作品提供必要的原则和参照。     

浅析隐喻能力在文学作品鉴赏中的重要性

当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的隐喻,不仅因其修辞功能,更是因其认知功能。读者识别、理解隐喻的能力有助于深层次地理解、欣赏文学作品。隐喻能力不仅是简单识别、理解隐喻的能力,还包括创造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因此,隐喻能力是读者全面鉴赏和分析文学作品内涵的“金钥匙”。文章从隐喻修辞和隐喻认知两个方面分析文学作品与隐喻的不可分割性,指出隐喻能力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陆机《拟古诗》在五言古诗发展中的价值

陆机的《拟古诗》，虽然在内容上缺少创新，但在五言古诗的发展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初步扭转了当时人重四言诗轻五言诗的倾向，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在艺术形式上，陆机的《拟古诗》更加精美，更讲究艺术技巧，体现了五言古诗由俗到雅的发展趋势。陆机的《拟古诗》对晋代及其以后的拟古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人们学习的标准和榜样，从而拟古成为一种学习前人，提高诗艺的途径。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莎士比亚的女性形象

威廉·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作品长期以来倍受人们关注。本文主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