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被追求,后来在分化的社会中获得各种表征,由此思想史中出现了对正义的各种呼唤：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综合的正义。在现代社会的正义舞台上,法律正义是前台的主角,道德正义是后台的导演。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被总括为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具体说来,道德正义为法律正义奠定基础,规定范围,和提供标准,而法律正义使道德正义获得部分的保障,得以具体的实施,和立足现实的土壤;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在历史的和理论的次序、逻辑外延、理论地位、实现方式等方面皆有差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逐渐弥合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的裂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但是法律的道德化应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泛滥,而道德的法律化应防杜不合时宜的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之泛起     

正义而有效:克服学术道德危机的学术制度供给论析

随着高校越来越把学术研究作为考量教师水平的核心标准,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群体日益庞大,但当前功利驱动与正义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日益严重的学术道德危机。正确认识当前高校学术道德危机的表征及其产生机制,提高正义而有效的学术制度供给水平,以制度规范克服学术道德危机是正确的策略。     

论高校廉政教育模式的德治问题——从道德自由谈高校廉政教育

道德自由是行政主体自由权能的本质要求与社会规范普遍有效性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应该"和谐结果。道德自由是行政主体自律的前提。高校廉政教育应确立和弘扬道德主体的道德自由,在制度安排和道德建设上围绕道德主体的道德自由来展开,这样就必然能促进廉政教育的有效性。     

正义 正我 正民——董仲舒廉政思想解读

董仲舒廉政思想的核心是正义、正我和正民。正义是构建符合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董仲舒廉政思想的基础;正我是正义的方法,主要针对统治者而言,其中心内容是＂正君＂和＂正百官＂;正民是董仲舒廉政思想的归宿,即使人民安仁乐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     

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依据美国法学哲学家朗.富勒在其着作《法律的道德性》中论及的法与道德的关系,论述了法律的内在道德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并依据富勒的自然法理论所定位的八项＂法治原则＂,阐述了正义是法律的道德追求,证据与证据规则在司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法活动中程序制度的目标应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的观点。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进廉政建设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进廉政建设不仅是国家党政方针和战略决策的要求,更是针对目前高校存在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可以通过加强校园文化的德育、制度和载体建设,推进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和廉政载体建设。同时,应注意坚持以人为本、正面引导、突出重点、相互促进等原则,将现实、方法和原则相结合,推进这项系统工程的开展。     

重点领域廉政风险制度诱因及其化解

重点领域廉政风险之制度诱因在于制度欠缺、权力失控、监管缺位和执行不力。我们应科学界定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的监管范围,并以此寻求风险化解之道,如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筑公权力制衡机制、强化廉政风险监管机制、建立财政刚性预算机制和严格廉政风险惩戒机制等。     

仁慈抑或正义——谈现代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具有伦理性的社会安全制度，需要道德的辩护与支持。仁慈因其非约束性、等级次第性并带有施舍色彩的天然弱点，失去了担当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道德基础的依据，而正义则以其应得和法度的语义获得了构成社会保障道德根基的资格。然而，正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仍需仁慈为其运行提供价值引导和人文环境。     

正义：《物权法》的伦理抉择

正义作为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是构建合理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物权法》的法律规定中既蕴涵了法律正义,又蕴涵了道德正义。《物权法》实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其实体正义主要体现为归属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其立法技术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廉政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全体党 员及其领导干部,要着重于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道德建设。廉政制度文化建设是开展 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保证,而廉政思想和道德建设对消极腐败现象有内在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三者协调并进。     

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途径

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是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廉政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高校应成为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和创新者,面对新时期对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准确把握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内涵,认清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的对策.     

共同富裕视域下实现分配正义的理论探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和根本追求,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标尺。在共同富裕的整体性视域下追求分配正义,要构建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以及社会保障原则。在制度上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联动效应：坚持以市场为主体的初次分配制度以建构分配正义基础;坚持以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制度推动分配正义落实;坚持以社会非政府部门为主体的三次分配制度从而实现对分配正义的完善与补充。立足新时代背景,在分配正义四大原则指引下,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范资本运行;提高劳动力等级、保障劳动者权益;缩小群体、地区、个人收入与机会差距;健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由此规制一条分配正义的实践路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     

论罗尔斯制度正义的优先性及其启发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了正义主题的制度正义转向．提出了制度正义的优先性(选择的优先性和评价的优先性)问题。罗尔斯通过契约论论证了选择的优先性，又通过制度正义作为一种背景正义比个人正义更为基本和重要而论证了评价的优先性。罗尔斯的制度正义优先性理论启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关系．必须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必须把执政的道德与制度本身的伦理区分开来，使人们既有支持和帮助建立正义制度的义务，也有改造不正义制度的权利。     

制度变革与学校德育

要解决我国社会道德现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而不仅仅是道德建设。但在制度变革优先的前提下,道德建设仍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道德教育仅是道德建设的五种机制之一,不宜夸大学校德育的作用。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相比有质的变化,现代学校德育的作用是：审视社会正义,高扬终极关怀,强化普遍伦理,提倡主体精神。     

试析当代中国制度困境的成因及其破解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制度具有建构意义和根性价值,制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重大的时代课题之一。当代中国制度困境呈现出制度认同、制度执行、制度文化、制度传统等若干方面的两难抉择,从经济学视角探究其成因,体现在三个方面：制度逻辑的“道德人”假设过于理想化,对制度选择的成本核算具有短视效应,利益多方的博弈处于失衡状态。破解当代中国制度困境,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积极探索制度智慧之道、公正之道和神圣之道,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和动态均衡,实现互利公平和底层正义,以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     

制度文化: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保障

制度文化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保障。培育制度文化,首先,要健全廉政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机制;其次,要建立健全廉政制度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同时,把廉政制度升华为廉政的制度文化,以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性。     

论融合正义与关怀的班主任管理

情感在道德中具有奠基性作用,情感的发育是公民品格的基础,正义与关怀两种情感对公民品格的形成尤为重要,男性女性的道德推理存在公正倾向和关怀倾向的不同。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与学生的正义和关怀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班主任在工作中应避免低正义低关怀型,追求正义与关怀相融合,努力做到有关怀的正义、有正义的关怀。     

公民美德:制度正义功能实现的动力源泉

公民美德和制度正义紧密联系,两者都蕴含了协作、平等、宽容、公正等价值精神,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从制度正义角度看,公民美德不仅是制度正义的价值内核,还是制度正义的实践前提和重要动力源泉。应充分利用公民美德资源,将公民美德与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精神培养等结合起来,推进公民美德和制度正义协同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功能。     

正义:法理学永恒的主题

从法理学角度讲,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由此可见,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也是最高价值。法引导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促进法走向文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是为了维护公正和正义的事业,因此,法理学应把正义作为其永恒的主题：立法应充分体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司法应切实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制度德育内涵探新

所谓制度德育是指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制度德育与德育理论体系的关系类似音乐学中多声部音乐的声部与主调的关系.制度德育与德育制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重视参与、制度正义、程序正当和凸现德育批判功能是制度德育的四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