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爱憎:评司马迁的褒贬笔法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本分析评述了太史公表达善恶爱憎的几种最主要的褒贬笔法，诸如于序事中寓论断，行中随事评判，传后论赞等等，认为这是太史公史笔的突出特点。     

司马迁记述的“春秋五霸”

本文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提到＂春秋五霸＂而未确应其对象来设点研究,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与逻辑推理,得出＂春秋五霸＂分别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吴王阖闾的结论,从而为＂春秋五霸＂的史学考证提供了新视角。     

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司马迁被中国历代史家尊为史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他对中国史学有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创立了以纪传体为主要标志的五体体制;二是究天人之际,构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三是通古今之变,阐发了他对治乱兴亡历史规律的卓越见解;四是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体大思精、彪炳千秋的名山事业,无愧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在其诞生过程中与乱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然而，生于治世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却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了乱世之史。与孔子不同，太史公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的批判精神扭曲为治世的歌颂风格，其诗人气质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正式的“循吏”，历史著作也真正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根据。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     

论司马迁的生存精神

司马迁具有卓然独立的生存精神－独立的人格与精神的自由。作为人的司马迁，他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眼光、权威的桎梏，还是身处苦难的深渊,都能始终恪守自身独立自由的生存精神。作为艺术家的司马迁，这一生存精神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其写作呈现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另一方面，使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形成了以生存精神为准则的独特的尺度。     

试论司马迁史学思想

在历史研究中，动情往往与失真同义，而司马迁站在各个传主的立场观察世界，理解历史，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众多的角度观察世界，其总和也就成为一个更接近真实、更有立体感的历史形象，在他笔下，每个人物都免不了人的劣根性，都摆脱不了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因境。一部《史记》读到今，深深吸引人们的东西，还是其中所体现的人性。     

司马迁与历史教育

司马迁得益于历史教育，又对历史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历史教育的贡献表现在：１．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治国提供良方；２．《史记》的内容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好教材；３．进步的历史观奠定了历史教育指导思想的基础；４．创新通史体例，确立了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的范本；５．多种教育方法，有利于引起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     

对生与死的历史追索——从历史的司马迁到艺术的司马迁

司马迁以坚不可摧的生命力量完成了光耀千古的《史记》的撰述,换取了死而不朽的价值。18集电视剧《司马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艺术处理和人物塑造,异常充分地揭示了司马迁伟大的悲剧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迁》剧的不足在于:一是坚持历史真实创作原则的缺陷;二是理解和处理司马迁与汉武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三是杜周的戏多,李陵的戏少,写李陵才能有助于司马迁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死亡"描写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其实也是人性的历史，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面对残废时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姿态上。     

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与儒家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论述,分析了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并且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司马谈、司马迁思想异同辨

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主兼取诸家,而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取诸家,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都带有“集大成”和“与时俱进”的性质,因而都处于当时思想界的前列。     

穿透痛苦的奇伟磊落之气——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文艺心理学解读

此书是司马迁"仗气"之作.作者忧思悲愤郁积于内,愀怆之气舒泄于外,一种深蓄的奇伟磊落之气穿透痛苦人生,不仅显示了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而且表现了强烈的生命力和生命的价值.这"气",富有多层次的文化内涵,一是与"神"相通,反映了作者因负重而忍辱、因正气而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状态;再是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表现了作者勇猛果决、犷放雄健的人格力量和生命气质;三是与"想象力"合辙,通古达今,慷慨任气,长歌骋情,跌宕不群,极具艺术个性.     

欧阳修与司马迁

在我国历史上,欧阳修是继承司马迁最有成就的文史大家。在人格精神方面,欧阳修继承了司马迁硬骨头精神,不屈不挠从事史书写作;在史书修撰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方面,既继承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提出“穷而后工”理论,又深得司马迁文学创作的神韵。     

论司马迁对蒲松龄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 ,探讨司马迁及《史记》对蒲松龄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 ,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精神 ,提出“寄托孤愤”理论 ,并把它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在文学创作方面 ,《史记》传记体结构影响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汉代杰出的文献学家——司马迁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传记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名冠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增添了无比的光彩。司马迁以接近皇家藏书的便利条件和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用他的理想、血汗和顽强的毅力发愤著书，终于写成了这部千古盛誉不衰的巨著。《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自黄帝始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的史实，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使这部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不朽价值的千古杰作，成为与诸子百家相映生辉的历史文献。《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的开化史，也是对我国有史以…     

司马迁与微时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是现存最权威的关于汉高祖刘邦的记传,其大事年代以刘氏攻沛“自立沛公”为界。自此以后所述不厌其详,而自沛公以往,太史公称作高祖“微时”或“布衣时”,其内容简略色彩神秘,竟成研究刘邦的空白。笔者细考《史记》各篇对刘邦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述．并参照班固《汉书》和历代《史记》、《汉书》注解,将自己切实贴近司马迁所属的时代,初步发现微时刘邦真实的一面。同时深刻体会到处于皇权淫威下的太史公在记述当朝皇帝私情一类棘手问题时的良苦用心。     

浅析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司马迁继承传统的民族思想,站在歌颂和维护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以史家独有的眼光和方式,条理化民族一元的思想,首创少数民族列传,丰富了民族区分的标准,在民族发展及民族相处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对后世民族思想及民族政策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司马迁因时代的原因,其民族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司马迁为谁写《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适应西汉统治者"一统天下"的需要而为其做哲学和历史的解释。中国古代帝王"一统天下"后,没有必要也没有用著通史的形式做哲学和历史的解释;汉武帝也没有就"一统天下"提出解释的要求;司马迁父子写《史记》并不为"一统天下"做解释,其动因一是为天地良心所迫,为后世留传史料,二是为展示个人才华,立身扬名,为先祖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