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藏晚清捐纳文书解析

<正>清承明制，实行捐纳制度，捐纳项目、价格、手续、铨选的相关规定等在不同时期都有变化。关于捐纳制度的研究早年有汤象龙根据军机处旧藏档案所作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1))，主要从捐监制度的起源、清代捐监制度略述、道光朝捐监之统计和道光朝捐监银之分配四方面内容进行阐释；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2))以丰富的资料对清代捐纳制度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可称为研究清代捐纳制度的拓荒性力作。近年来，伍跃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3))从制度史与社会史角度出发，探讨捐纳的功用及影响，对捐纳研究有重大的突破和推进。捐纳文书是在捐纳程序中形成的纸质文书，作为个案资料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颇受重视。已经公布的捐纳文书，如安徽省档案馆藏同光年间捐纳文书⁽(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明清徽州捐纳文书14件⁽(5))，安徽师范大学藏同治十年(1871)户部执照和监照1套⁽(6))，安徽黄山学院图书馆藏清代中晚期捐纳文书⁽(7))，辽宁省档...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是孔府行移往来的一种重要文书。孔府与各官署之间行移往来的手本,其稿本形式有草稿、定稿、正本、存本四种,形制各异;施用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明代中后期,孔府职役人员和民人所开手本,亦可作为清单、情况说明或凭证。手本在地方层面的行移往来,反映出手本在处理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的特殊功用,也体现了衍圣公位高权轻的身份特点。研究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能为洞见孔府的特殊地位及其行政运转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明代《孔府档案》中文书形态的认定

明代《孔府档案》在形成、流转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书形态,这些文书形态可作为考察明代孔府日常文书制作、行政事务处理实态的切入点。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文书形态有草稿、定稿、正本、存本、副本及抄件,不同文书形态的形制、内容、施用对象有一定差别,其认定要件也各不相同。厘清档案中的文书形态,既能方便对其进行整理,亦能有利于判定其史料价值及各方面的利用。此认定方法具有共通性,同时适用于对其他档案的文书形态认定。     

明代浙江按察使任职人数考

<正>明代浙江按察使是“首省”浙江的司法长官与监察长官,迄今对这一群体任职人数统计尚有参差。记载明代浙江按察使人员名单的资料主要有(康熙)《浙江通志》卷22《职官》(以下简称《职官表》),以及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第四册《提刑按察使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前者收录158人,⁽(1))后者则载143人。本文即以《年表》与《职官表》互勘,试重新审订明代浙江按察使这一重要职官群体,冀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佐。     

新见明代浙江水军饷银文册考略——以上图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为中心

<正>明代军事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且多集中在卫所制度这一专题。关于军士的月粮饷银问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1))。从目前研究来看,其特点有二：一是针对九边边镇以及内陆卫所某一地区军饷的整体数额以及来源问题研究较多,但对沿海水军饷银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二是多从宏观出发对明代军制、军饷做整体性研究,但针对性不强。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作为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深入研究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军饷银、水军军船、船员配置、水军监察管理等相关问题。一文书中水军所处区域判定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为明刻万历公文纸印本,现存72叶。这72叶纸背文献按记述的总—分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两关两游”水军总体情况的文书,共计8叶;二是以某一具体船型为中心,登记该船各类人员的数目及饷银数,共计64叶。在8叶反映水军总体情况文书中,笔者甄别出6叶文书均反映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份情况。这批文书中水军所属地未明确记载,但可根据内容判断。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及其价值

正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简称"明代孔府档案",是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馆藏孔府档案中的一部分。档案记录了自明嘉靖十三年(1543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衍圣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族等社会层面上的活动,是孔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明代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永乐屯田“红牌事例”

<正>明代屯田作为官田种类之一，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备受关注。对屯田的制度规定，以所谓“红牌事例”为最基本文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三年正月)壬戌，命天下卫所以去年所定屯田赏罚例，用红牌刊识，永为遵守。”⁽(1))然而关于“红牌事例”的具体内容，由于史籍缺少详细记载，学界颇有争议。李龙潜依据《明史》等文献，认为“红牌事例”包括规定赏罚和租额、规定优免、禁止买卖三个方面。⁽(2))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及其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孔子世家明代文书档案,简称“明代孔府档案”,是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馆藏孔府档案中的一部分。档案记录了自明嘉靖十三年（1543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衍圣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族等社会层面上的活动,是孔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明代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勘合文书

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它具有历时长、数量多、形式独特、涉及地域广等特征,价值极高,有"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之誉①.就文书而言,其手本②、札付、启状、勘合等均少见于清代州县衙门档案,极为珍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档案开放审核方式精细化探讨

<正>“档案开放，是指国家档案馆按照法定权限将形成时间达到一定年限、无需限制利用的馆藏档案经过法定程序向社会提供利用的活动”⁽(1))。在档案开放前，须对档案进行开放与否的鉴定，这一环节称为档案开放审核，是馆藏档案依法向社会开放前必须履行的工作程序⁽(2))。基于国家档案局2018年业务建设评价数据可知，彼时各省馆开放审核比例普遍不高，制约了档案工作真正意义上“走向开放”。本文选取实践中面对的审核主体为切入点，研究减轻审核难度，加快审核进度的措施，即引入“子档号”概念，     

孔府档案概述

山东曲阜孔府,是孔子的嫡长子孙世居的地方。由于孔府的特殊地位,所以留传下来大量的文书、帐册、公文、函件,约30万件。这些档案资料是衍圣公们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及处理家族事务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目前仅有的历史悠久,数量浩繁的私家档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批档案,于1956年派专家、学者协助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分类、整理。分为明代(1534—1644)、清代(1644—1911)、民国时期(1912—1948、7)三大历史阶段,其中清代档案最多。每阶段分为:袭爵、宗族、属员、祭祀、租税、宫廷、徭役、财务、文书等类。     

崇祯年间宣云营田探略

<正>明代的军屯中，除广为人知的卫所屯田外，另有一类边镇作战部队集体耕种的营田¹。崇祯年间，为兴复屯政及补充军需，明廷在宣云地区大规模开展营田。崇祯十年(1637)至十一年间，宣大总督卢象升推行的民屯与营田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明廷下令“九边皆式宣大”。²关于卢象升推行的屯田，殷崇浩曾撰文介绍³，后来学界少有关注⁴。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考察。     

从档案看玉牒自皇史宬移贮寿皇殿

<正>清代皇室对玉牒的纂修和贮藏极为重视,纂修完成后均以隆重的礼仪进呈皇帝御览,始能尊藏收贮。大玉牒正本初纂修三份,一藏于皇史宬,一藏于礼部(后藏于盛京敬典阁),一藏于宗人府(后停修)。关于皇史宬所藏之玉牒,(光绪)《钦定大清会典》载玉牒在“皇史宬行(礼恭)奉尊藏”⁽(1)),而(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2))中又有玉牒“移贮”寿皇殿之东、西室的记载。对此,研究者认为,“原藏皇史宬之清代玉牒,嘉庆十二年移存景山寿皇殿”⁽(3)),在考证玉牒存址时亦提及嘉庆十二年(1807)玉牒移存景山寿皇殿耳殿衍庆殿和绵禧殿⁽(4))。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清代档案、故宫博物院藏古籍及官修文献为依据,梳理皇史宬所藏玉牒移贮寿皇殿始末。     

清代文书档案中印信的使用

文书档案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主要由行政性公务文书转化而成的档案.清代,在文书档案的卷首、文尾、骑缝、涂改等处均要加盖有体现官署征信权威的印信模迹,这是当时文书处理制度所规定的,从而赋予文书档案以法定效力.     

似咨非咨 似呈非呈的平行文种咨呈

<正>清代官府文书按行文流向分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凡职权地位相当的或彼此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行文,被视为平行方向,为平行文,常用的有关、咨、咨呈、移、移会、知会、牒、牒呈、照会等文种。在平行文这一行文流向上,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祟,平行文内各文种及使用划分极细,文种之间尚存在高低之分,且某一文种本身亦具有尊卑含义。从《大清会典》有关记载及大量的清代平行文文种使用情况来看:官署层次、级别不同,选用的文种亦不相同。司道以上的高级官署之间相互行文时使用咨文,司道以下较低级之间行文用移文,京城内阁典藉厅、六科、稽察房等层次的官署与各部、院、寺、监行文用移会,文武官员之间使用照会。鸦片战争以后照会逐渐变为外国沟通交流的专用文书,而京城内阁典藉厅、六科、     

高校干部人事档案收集工作思考与探究

<正>干部人事档案的价值基础在于其真实性、系统性与丰富性^[1],人事材料收集作为档案管理的重要环节,收集时效、质量直接影响干部人事档案价值释放。高校人员来源复杂,人才流动性较大,且存在院校合并等情况,干部人事档案内容多,收集难度大。我国学界对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机制^[2][[3]、信息化建设^[4][5]、档案专项审核^[6][7]等方面,较少针对档案收集这一环节并结合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特点,深入探究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干部人事档案收集工作的困境与应对策略。面对新时代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更高要求,对高校干部人事档案收集工作目前仍存在的不足之处与薄弱环节进行了研究,     

可及性视角下档案馆服务优化研究

<正>一、“可及性”理论回溯“可及性”源于拉丁语“Accessus”，首次出现在美国学者Anderson在1968年关于卫生服务“Using Service”的论述中^[1]。Anderson认为，“可及性”即“受众对服务的实际享用量及获得服务的便捷或受阻程度”^[2]。1981年，洛伊·潘查斯基(Penchansky)和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深化了“可及性”涵义——从最初的服务对象单方考量，拓展为服务供求双方的“匹配(fit)”^[3]。199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塔琳娜·托马斯瑟夫斯基(Katerina Tomasevski)提炼出Availability、Accessibility、     

明代铁券文书的使用与管理

铁券文书是表明明代贵族爵位的凭证性文书,是明代封赠文书的一个重要类型,也是认识明代贵族政治的一个重要角度。本文根据史料记载,结合现存的铁券文书原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铁券文书在明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颁发及与当时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铁券文书的形成、处理与管理,以期从政治和文书管理两个方面认识明代铁券文书。     

《本学指南》中的明代文书工作史料述论

明代袖珍钞本《本学指南》是专门传授抚按衙门文书撰制工作经验的官箴书。该书蕴含着丰富的文书撰制工作史料,广泛涉及明代常用文书的种类,以及拟写、检点磨对、签押用印、包封黏记、会稿等文书工作制度。该书既展现了明代文书工作的历史细节和多重面貌,又从文书工作角度揭示抚按衙门的职任分工和权力博弈,还为文书工作传统的延续和档案史料的补充贡献珍贵遗产,具有重要的文书学价值。     

中国精品档案解析之八明代徽州经济类档案简介

所谓明代徽州经济类档案，特指《明代徽州土地产权变动和管理文书》，是安徽省档案馆1962年从安徽省南部的徽州地区发现并收藏的一组土地经济文书。2002年3月，这组文书首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申报名录。现将这组文书的形成背景、内容形式及其价值作一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