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源头应追溯传教士马礼逊身上,是他首先在中国倡导并实践白话文。之后,经过《民报》、王韬、梁启超等报刊与报人的不断努力,白话文开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它开始被国人大量使用,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达到顶峰。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传入韩国后,在韩国近代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大报刊杂志纷纷介绍梁氏诗作及其相关诗论,这对近代韩国诗坛产生了影响。其中,对申采浩提出的"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申采浩受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观影响之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东国诗界革命论",构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     

建构与超越:对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历史反思

梁启超是一个积极参与了近代历史变革,并且始终都与社会文化思潮保持着生动互动关系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启蒙者。梁氏文学思想呈现出外在文化的"涵化"以及内在精神的"调适"双重特征。梁启超是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创作热情,就是一种对于启蒙新民的政治热情。梁氏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其内部又交织着调适与悖反共存的内在张力。对"三界革命"进行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与"后理论"的文化语境之下有着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梁启超的当代人物专传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斗士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梁氏很快学会了日语,这使他有机会大量阅读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版书籍.这正如其在《东籍月旦·叙论》中所说的:“新习得一外国语言文字,如新寻得一殖民地.”对此,梁氏颇感欣慰,他说:“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氏借鉴欧美、日本的史学理论,开始了企图打破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探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了《南海康先生传》和《李鸿章》这两部重要的当代人物专传.     

论梁启超的"新文体"

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戊戌维新派的交易与哲学观、中西文化的浸润与影响是梁氏倡导文体革命的原因。他不仅对传统的陈腐僵死的古文体进行猛烈抨击，而且大力提倡一种词笔锐达、条理备细、平易顺畅的新文体。与此同时，梁氏还发表了大量的新型散文，梁氏新体散文加速了封建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进程。     

革命岁月里的遗士情怀——以周作人散文《故乡的野菜》为例谈

舒芜曾这样评价周作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①”打开尘封的历史,尚记一百年前的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风口浪尖的“精神领袖”,率先气吞山河般地喊出了“人的文学”的响亮宣言,并在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举行。来自美、法、德、日、韩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大会,并提交了110多篇论文。大会对梁启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讨,涉及梁氏的国民观、思想文化观、哲学观、民族观、史学观、宗教观、经济观、性别观、新闻舆论思想及其办报活动以及梁氏和同时代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学术讨探。梁启超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课题。台…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李大钊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他在思想上对新文化运动起了引领作用;他积极创作白话文作品,用实际行动支持新文化运动;他通过凝练文艺理论,对新文化运动实践起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白话文运动:既有晚清,何必“五四”?

晚清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积淀与开拓奠基,然而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直接发展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较之晚清,"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与文学革命的合流、与国语运动的合流及其显示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语言革命与思想文化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迅速实现了双赢局面;与文学革命的合流,将语言的问题和文学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将主攻方向定位在文学革命,从而改变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性质与流向,实现了历史的飞跃;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其汇聚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旗帜下,形成双潮合一之观;而"五四"新文学显示出的创作实绩,正是"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双重实现,也是真正推动现代书写语言发展的新文学能够站稳脚跟的关键环节。     

梁启超与日本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学识渊遂、冠绝等伦”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他从1893年投身国事,到1929年去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动了近40年。 梁氏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日本渡过的。戊戌政变后,梁氏亡命日本,直到1912年9月回国。旅日15年,可以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研究成果最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

▲第一个白话文杂志:《青年杂志》。陈独秀于1915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并担任主编,第二期改为《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内容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五四文学革命。它开始于1917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     

梁启超传播视野中的社会教育观

梁启超从事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是报刊、图书和学会三种传媒,他充分认识到了它们的社会教育功能,将其当作开启民智、培育“新民”和变革图强的利器。同时,为使社会教育大众化,梁氏还革新了报刊文体———政论,并将小说当作重要的传播文体,使传播大众化。     

梁启超诗论的“ 新民”内涵

梁启超前期诗论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以“三新一旧”为标准,以“新民”为旨趣。表现在入选诗作反映现实,即事名篇,宣传“欧洲三精神理想”;入选诗人为民主革命志士、维新烈士,强调“诗肖其人”;以诗歌为改造国民品质精神教育之要件。后期持“情感中心说”,提出情是“新民”的原动力。对梁氏提倡的“旧形式”需作辨析。梁氏以其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一场资产阶级变革封建旧文学的革命运动。     

略论李辛白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文章从李辛白大力反对旧文学,努力提倡新文学,致力推广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积极投身改造中国社会运动大潮,支持、讴歌"五四"运动,传播进步文化等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李辛白也由此完成了从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到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志士的质的飞跃!     

梁启超翻译语言略论

梁启超在晚清民初的翻译界掀起了“白话文之风”.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效传播了东西方的近代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观念,对中国社会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扩大了汉语的实质内容,促进了汉语词汇的更新.其中,词汇新编、语言通俗化、言文合一等,反映了近代人学习西方文化、追求翻译语言变革的信念.     

梁启超翻译语言管窥

梁启超在晚清民初的翻译界推起了"白话文之风"。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不仅有效传播了东西方近现代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观念,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扩大了汉语的实质内容,促进了汉语词汇本身的更新。其中,词汇的新编、语言的通俗化以及言文的合一等,反映了近代文人学习西方文化、追求翻译语言变革的信念。     

从《近世之学术》到《清代学术概论》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研治清学史的处女作,《清代学术概论》是梁氏清学史研究的经典名著。二书相距16年,从《近世之学术》到《清代学术概论》,不仅引发了梁启超与章太炎间的一段瓜葛,还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清学史研究上的不断深入。     

“新民”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浓烈的功利主义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梁氏的小说理论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其"新民"之文化启蒙的需要。梁氏赋予小说以强大的功能,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而非小说文体本有的属性。同时,梁氏小说理论之功利主义,也与其身处过渡时代、有意误读日本政治小说和实施特定的表述策略相关。     

梁启超“流质易变”之我见

文章评价了梁启超在各个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力图探索梁氏面对纷繁激荡的社会变革,其心境的变化,包括其政治思想局限性和幼稚性。从而论证梁氏并非单纯保皇守旧,而是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不乱唱高调,踏踏实实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殚精竭虑,期望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人民的复兴之路。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探索与透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情,砥砺振兴中华民族的斗志,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梁启超对近代乃至当今社会思想的重大影响。面对物欲横流、信仰危机的现实社会,更须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影响社会,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20世纪初梁启超对新民资源的重新整合

对新民资源的选取与整合是梁启超新民活动的重要内容.面对晚清以来教育文化资源领域内日渐凸显的中西分立格局,作为过渡时代的士人一知识分子,梁氏力主"因时变通",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新民资源整合模式.20世纪初,梁启超逋日之后的西学摄取,使他的新民宣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但其对于"圣道"的疏离,也渐渐引来康有为及诸同门的不满和批评.在此背景下,经过1903年的新大陆之行,梁氏对于民权自由、革命破坏诸说的流弊益加警觉,其于新民资源的整合,亦由先前之"中西并重",调整为"科学与道学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