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与先秦到宋明的演变

宋明哲学与先秦哲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前是以行为中心的人，相对而言，宋明哲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以上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先秦哲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而宋明哲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从先秦到宋明，中国哲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通过对戴震、王船山哲学的解读，可以彰显中国哲学演化的上述线索。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述论

“仁”是先秦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更是支撑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基于对时代特点的分析，先秦儒家根据“仁”的不同层次，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即“士——君子——圣人”。他们认为要使人成“仁”，符合“礼”的要求，就要求主体不断地博学、内省、躬行以形成个体的“知德”、“好德”、“行善”的道德品质。     

司马迁对先秦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先秦时期的人本思想突出体现在周代"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对人性的探讨上。司马迁以史家的方式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人本思想,开创了以人为中心来审视历史变迁的纪传体史学。在《史记》中,司马迁从人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出发,寻求普遍的人性,看到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一致性,看到了各类人物在社会中的不同表现、人格和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人本思想。     

德治与法治的伦理溯源——以先秦与古希腊时期为中心

德治与法治是当代社会治理的两种模式。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机制，成为社会治理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德治是依据道德，唤醒人内心的良知，其作用机制是人的自律性。法治是依据制度，监督人们的行为，其作用机制是制度的他律性。两种社会治理方略，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形成的轴心期，德治与法治的萌芽就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两种治理模式都是以人之德性为根基的善治模式。德治的思想萌芽始自于《尚书》中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及先秦的孔子之德政与孟子之仁政之中。法治思想开端于先秦儒家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以及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法治思想。     

浅谈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礼”文化的变迁

儒家是先秦诸子中较早出现的思想流派,并且活跃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以拥护"礼乐"制度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在漫长的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间,自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其中不同时期的儒者对于"礼"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便是孔子、孟子、荀子,作为不同时期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礼"的认识,也有着相同与不同,通过比较三人"礼"的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理清先秦儒家思想流变的脉络,有助于我们通过"礼乐"这一视角来了解先秦儒家思想变化的整个过程。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探究及其现实意义

知行关系的哲学范畴从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不同历史时期，知行观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先秦时期孔孟二人对于知行观的独到见解以及宋明理学时期二程和朱熹分别提出的“知先行后”说和“知在行先、行比知重”的观点，对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有很大影响。当今社会，“知行合一”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试论《逍遥游》、《离骚》中人、物的悲剧承载

庄子、屈原在先秦文学史上“庄骚”并称，由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哲学思想不同．因而，即使受相同的文化影响，都对社会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都是悲剧结局，但悲剧意识寄予在文本人、物身上是不一样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论庄子之"大"与朗加纳斯"崇高"的汇通

在先秦典籍中“大”这一范畴具有不同内涵。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庄子诗学思想中的“大”超越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意义而更具有审美层面的内涵,与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朗加纳斯的崇高范畴具有汇通意义。位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朗加纳斯和庄子在各自文化的源头确立了崇高在社会及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次提升,是对人超越现实要求的肯定。     

论先秦汉语动词作主语、宾语

先秦汉语动词作主语、宾语跟名词作主语、宾语是不同的，先秦汉语动词作主语、宾语有四种不同情形：动词作主语、宾语；动词作主语、宾语后活用为名词；动词作主语、宾语时兼有名词性质；动词跟作主语、宾语的词是不同的单位。因此，先秦汉语动词的活用和兼类就少一些。     

历史坐标中的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读唐贤秋《道德的基石》

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诚信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直接监督型诚信、制度型诚信和合作型诚信。从这一人类社会诚信发展的宏观层面的视角，去阅读唐贤秋同志的《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一书，认识到先秦儒家诚信思想在不同类型诚信中所具有的特征和历史价值。该书深刻地揭示了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特征，正确地把握了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价值。     

魏晋隐逸论

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导致隐逸之风盛行。当时，不仅隐逸的人数多，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两晋南朝隐逸之风的流变

西晋隐士多为避乱避害而被迫隐居，东晋南朝隐士多受美隐时尚的影响而自觉归隐。与之相应，两类隐士在隐居方式上也有显的不同，即由西晋的原始荒野之隐转变为东晋南朝的田园村舍之隐，同时在化教育方面前后也有较大的变化。     

从“鸟”意象看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思想历程

“鸟”是陶渊明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味。不同类型的鸟的形象和陶渊明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人生选择都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

通读过金庸武侠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金庸武侠世界里的主人公在做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业之后，有半数以上选择了退隐。这是为什么?金庸为何对退隐的结局情有独钟?通过对其小说文本的探究，我们发现：现实的太多无奈，英雄末路的感怀，置身江湖的身不由己和对人性的深深绝望，正是作者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深刻体现，而传统儒道思想的渗透支配，更是其退隐意识形成的深层原因。     

建立健全高校反腐倡廉机制的思考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知识创新的基地,应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深入扎实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遏制腐败应建立健全以人格力量为基础的自律机制,以规范高校领导干部行为为重点的权力约束机制,以党风廉政责任制和追究制为主轴的工作机制,以校务公开为主导的全体师生参与的监督机制。     

多元智能理论为因材施教提供理论基础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智力是每个人不同程度地表现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能力,智能的结构是多元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关注个体智能的差异性,促进其潜能的开发。智能的多样性无疑为因材施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从新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因材施教的思想体系。依托多元智能理论,我们可以从教学形式、课程的设置及评价等方面实践因材施教。     

王船山的乐府诗评观

汉乐府诗与拟乐府诗属于两种不同的创作系统：前者是一种依附音乐、可供演唱的娱乐艺术；后者则是隶属文人的抒情言志的个人性创作。王船山对上述两种类型的乐府诗分别作了中肯的评价，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学导式教学法是实施课堂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学导式教导法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主，以练习为主，着重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而教师必须创设各种教学条件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     

老子归隐故乡考

古今学界一致认为老子归隐后西去。这种说法出自神仙家言，不可信。根据先秦曲籍记载和道家学派在老子家乡一带兴起的事实，我们认为老子辞官后回了故乡，并在那里授徒讲学。     

“隐者”师徒归隐情结的终极对决——沈从文与汪曾祺归隐情结比较研究

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小说都带着＂桃花源＂式的归隐情结,在表现这一情结时,沈从文与汪曾祺表现出诸多不同之处。沈从文着重赞美湘西人情事态的原始,而汪曾祺则着重渲染高邮水乡的和谐淡雅;沈从文憎恶都市人奢侈、畸形的生活,他通过都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将自己深深寄托在湘西土地;汪曾祺则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城市,他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小城文化;沈从文注重人物生活形式及文体形式刻画,而汪曾祺则注重人性本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