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信仰与大学生的信仰教育

自近代以来＂科学是对世界的真实客观的反映＂的观点遭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仰。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高校大学生的信仰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表现在信仰教育上出现了偏差甚至缺失。引导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创新信仰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信仰教育的内容,厘清信仰教育的界限,对避免信仰教育政治化、功利化、世俗化倾向具有十分重要而又现实的意义。     

《周易》与信仰之根

信仰概念的模糊,信仰根源的迷失,加之误把理想、主义、思想当成信仰,严重妨碍了正确信仰的形成,造成普遍缺乏精神家园,信仰危机让人忧虑。从《周易》的核心精神出发,试图探讨信仰的根源,认为信仰的本质特征为＂敬畏＂,具有惩罚、尺度、皈依功能,信仰的对象是宇宙的本体和根本法则,即《周易》所含核心精神——易道,也即天道,乃信仰之根。     

信仰的回归与自我救赎——论“油画民族化”的价值向度

＂油画民族化＂是个多有争议的话题,然而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大多着眼于绘画语言的表达形式,却忽略了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之价值所在。从中西精神根源的差异入手,探讨了中国画与油画在各自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下表达体系的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信仰的缺失。通过对艺术功能与表达形式之间关系的分析,提出＂油画民族化＂应将信仰的回归与自我救赎这一艺术社会功能与民族生存空间、历史反思和民族信仰形象相结合,使油画这一外来画种获得深刻的价值基础。     

空洞的信仰：太平天国理想破灭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是靠人们对＂上帝教＂的信仰,但是,太平天国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人们对这一信仰与理想的放弃。由于其虚幻的信仰,无法实现所谓的＂天国＂理想。重新审视这一信仰与理想的悲剧有助于我们确立更科学远大的信仰,指导社会实践。     

高职院校学生“党的信仰”教育研究

当前,高职学生的政治信仰主流是健康积极的,但信仰教育还存在一些困境,如学生信仰呈现多元化、功利化倾向,对＂党的信仰＂存在认识模糊、追求淡化等问题,加之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薄弱的学校教育,使＂党的信仰＂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基于此,把握高职学生的信仰脉搏,构建科学合理的信仰教育体系,设计切合实际的信仰教育载体,采取准确灵活的信仰教育方法是加强和改善高职学生＂党的信仰＂教育的重要举措。     

从休谟的信仰概念看教师的教育信仰

当下的教育将教育的工具价值观和技术理性当作信仰,并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毫无疑义地践行着这些已经成为习惯的信仰。教育由＂育人＂变为＂制器＂的工具。教育信仰是对教育应然理想和价值的信服和尊崇,建构教师的教育信仰在本质上就是回归对教育的本真理解。回归教育本体的教育,关注人精神世界的可能性和超越性,这是本真的教育的意义主旨。     

析大学生人生信仰教育的原则

当前我国大学生在人生信仰处于迷茫和困惑的状态已经是不争的事情。而人生信仰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最有可能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人生信仰的渠道。为了使得大学生人生信仰教育取得良好成效,尽快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信仰渠道,在处理人生信仰教育中的多种关系时,我们必须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结合。     

当代大学生信仰危机和信仰教育路径探析

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当前大学生信仰的主流,然而＂90后＂大学生则出现信仰危机现象,信仰呈现多元化、突出功利化、面临世俗化。文章通过对大学生信仰危机的成因分析,提出大学生信仰教育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营造信仰教育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中国耻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道德信仰确立机制的思考

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是一个辨证的完整的概念,只有在对善和恶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良心,从而确立真正的道德信仰。因此,作为对善的愉悦的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就成为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强调注重正面教育环节（＂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环节（＂耻感＂教育）,道德教育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国古代先贤特别重视＂耻感＂在道德信仰确立中的作用,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仰确立的＂耻感＂文化。研究和借鉴＂耻感＂以及中国＂耻感＂文化,从个体自我肯定评价活动（荣感）与个体自我否定评价活动（耻感）的辨证统一中能完整地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信仰确立的评价论机制。     

雷锋：一个有信仰的人

雷锋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事迹和精神感召着一代代中国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雷锋火热的共产主义信仰锻造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个火红的年代，表现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仰行为，表现为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崇敬热爱之情，表现为热心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日常活动。在雷锋的一生中，他坚持在本职工作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好事，将爱党、爱社会主义和忠于人民相统一，彰显了他真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论——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

鲁迅倡导超越于个体仇怨与小群体的复仇,但不排斥复仇的个体性与情绪性。他坚持弱者复仇基调,所关注的国恨家仇大多具有弱者复仇的基本性质和行为特征。他充分肯定复仇的否定性力量和非正统性质,而不顾及法律禁令。他对于自己有复仇偏好毫不掩饰,对复仇意念每多自矜自诩,砥砺与宣泄报复之渴望。鲁迅极为痛恨那些恩将仇报者,尤其是伪装朋友出现的小人偷袭。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     

选择与坚守：鲁迅杂文人学的精神解读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时刻保持着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批判精神。他用杂文之笔痛心疾首地指出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并加以深刻地批判。他在杂文中批判某些文人帮闲与帮忙的阴险卑劣,揭露某些文人以隐士等各种头衔作为“嗷饭”招牌的真相,呼吁敢于进行社会批评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出现。“真的知识阶级”应该对社会的丑与恶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性,敢于进行深刻的批判。鲁迅一生都坚守着这样的精神选择,践行他一生所追求的“立人”的人学理想。     

竹内好的鲁迅论

“竹内鲁迅”的核心是突出启蒙鲁迅与学鲁迅的内在紧张，他认为启蒙对鲁迅来说并非诸新价值的发源地，包括启蒙在内的诸新价值只有通过学才能涌现出来，学比启蒙更具本源性。竹内由此出发，阐明了鲁迅对学与政治乃至宗教之关系的特殊处理方式。竹内好的鲁迅论改变了人们对学的惯常理解，但如此解说的学仅仅属于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认为鲁迅始终是现代中国坛的一个异数。     

“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严怪愚与鲁迅

著名记者严怪愚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在做人与作文上都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成为鲁迅精神坚定的捍卫者和传承人。“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的信条,培养了严怪愚的铮铮傲骨和浩然正气,但也使他屡遭迫害。     

鲁迅研究的历史反思

鲁迅作为一个神话已经成为经典。学术界对鲁迅的评价却始终游离于鲁迅作品之外。从20世纪20年代重在文学话语，鲁迅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批评，到30年代重在政治话语的批评以及新时期重在生命哲学的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偏执地将鲁迅误读。本文试图站在西方人文主义的立场，对几十年来的误读鲁迅进行历史反恩。颠覆鲁迅神话，回归鲁迅本身，还原一个坚守儒家思想的现代演绎而非西方人文精神的真正的鲁迅。     

鲁迅与“一二·九”运动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为全面抗日战争做了充分准备。作家鲁迅是这次运动的间接参与者,他积极帮助运动中遇到困难的学生,使得这次运动得以顺利进行,他还在一些杂文和通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学生的担心和忧虑。对鲁迅与＂一二·九＂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鲁迅坚持战斗的精神,体会鲁迅始终跟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坚定立场。     

鲁迅与巴人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巴人在人格和为文上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他一生追随鲁迅并在鲁迅研究上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不仅严格捍卫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和倡导“鲁迅风”杂文,且在自己的创作中秉承鲁迅杂文文体多样性、对时事反应迅捷、寸铁封喉和言辞朴直庄谐的传统特质;同时继承和完善了鲁迅的乡土世界,其小说不仅力承批判暴露质素,并且提炼出两种新兴的劳动人民形象,并在创作中加强了乡土小说对绚丽环境描写的吸收和承用。     

留日时期鲁迅信仰考释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刻意识到个体的人生道路与民族的振兴发展在冲突、统一中并存,为了更好地协调矛盾,实践使命,鲁迅从独有的生命体验中理解到尼采主义、进化论思想对于彼时彼地的紧要性,结合特殊的异国环境树立起他的精神信仰,承受且完成了初步的自我审视与考验。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浅谈穆旦诗歌的鲁迅精神

在四十年代诗人中,穆旦是继承五四文学传统。走得最远的一位。他以“鲁迅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自己,思考世界;进一步怀疑自己。怀疑世界;同时,无情地批判自己,批判世界。这样的怀疑与批判是惊世骇俗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高贵品质。穆旦是二十世纪不可忽视的一位现代诗人,他真正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了自己的先驱使命,他用自己的诗歌证明,他是从内心深处真正接近了鲁迅,并与之达成了内在的沟通的。正因为穆旦的诗体现出了鲁迅精神,所以,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深深的思考,还有,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新解——以《示众》为主要视点

在《呐喊》和《彷徨》中,特别是《示众》,鲁迅确实是从启蒙主义角度来写“看客”的。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都是以无名“庸众”的形象出现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鲁迅眼中的“看客”形象到底是文学想象还是一种理性分析？如果是文学想象,那么．它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的启蒙预设关系到底有多大？不论是从往昔的历史事实判断还是从后来的社会实践的验证．所谓五四的“启蒙”的辉煌成就．那都是一种知识精英们的自我陶醉的神话!鲁迅本人也是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和阐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