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中的俄罗斯国家形象——以对《中国青年报》的内容分析为例

本文以《中国青年报》为个案,通过对该报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两年间,以俄罗斯为主要报道内容的263篇文章的主题、报道倾向、篇幅和报道形式等指标进行分析,对《中国青年报》塑造的俄罗斯国家形象、"俄罗斯年"(2006年)与非"俄罗斯年"(2005年)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异域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为例

2015年1月15日至24日,韩国KBS电视台制作的七集系列纪录片《超级中国》在韩国播映,在该系列纪录片中KBS营造了一个相当正面的现代中国形象,展现了境外媒体审视中国的新视野和新角度。     

近代报纸与舆论——以民初长沙《大公报》为例

近代报纸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新闻出版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文章以民初长沙《大公报》为个案,探讨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重点阐述长沙《大公报》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和壮大起来,成为民国时期湖南魅力持久的一份报纸。     

左中右三报抗战时期想象的共同体建构——以《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为例

中国近代辛亥革命一举捣毁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逐渐瓦解.为了达成“建设新中国”的共识,统一建设目标,《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改造中国的方案.     

文化折扣视阈下日本报纸中国形象的失真呈现——以《朝日新闻》为例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过程中,国家形象是一面旗帜,报纸则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中国和日本作为邻国,自古以来都是互为重要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有着诸多矛盾和羁绊的两个国家。媒体作为公共舆论的代言人,而且日本作为"读报大国",报纸的舆论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国民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本文基于文化折扣视角,以《朝日新闻》为例来研究日本报纸在呈现中国形象过程中所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以及产生此现象的原因。以期有助于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从而对增进两国关系产生有益影响。     

浅析韩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情感特点——以KBS演讲纪录片《明见万里》为例

当今韩国的各种发展趋势和未来的变化都与中国休戚相关,可以说两者是一荣俱荣的关系,而韩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不足。KBS演讲纪录片《明见万里》为韩国民众充分了解多样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明见万里》进行文本分析发现,韩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包括1.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形象:科技进步与中国智造;2.充满朝气的中国"90后"形象:积极乐观与热情创业;3.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形象:中国游客和海外投资。研究表明韩国媒体长久以来对中国带有非常复杂的情感,但就《明见万里》这部纪录片本身而言,主要呈现出的情感特点包括:畏惧与偏见并存、欣喜与忧虑并存。韩国媒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的启示有三个方面:首先,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传播功能;其次,发挥"意见领袖"的中介功能;最后,提升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新疆电视台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以《走遍中国》为例

对外传播是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通过对外传播,有效地打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我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围绕构成国家形象的要素,通过历史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这三个维度,分析新疆电视台在吉尔吉斯斯坦播出的纪录片《走遍中国》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中国近代报纸的纠错机制——以新记《大公报》的更正类栏目为例

及时地更正失实报道,是新闻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之一。以新记《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报纸在法律规定以及借鉴西方通行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更正为主的报纸纠错机制。虽然报纸还没有设立固定的纠错栏目,但自我纠错已成为许多近代报人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中,更正的形式多样而且内容极为广泛。报纸纠错机制的确立体现了报业及其从业者对真实性原则的维护,以及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意识的彰显。     

浅论《大公报》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张季鸾社评为例

<大公报>在张季鸾主持笔政的15年间,正值国家政治势力整合,领土主权遭到分割,外族侵略阴霾挥之不去的时局.在这样的历史境遇里,强烈的使命感和殷切的民族关怀使<大公报>染上了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大公报>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通过张季鸾大量极富影响力和感染力的社评表现和宣传的.本文以张季鸾社评为例,梳     

为《大公报》辨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

“小骂大帮忙”这顶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压在《大公报》头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至今还流传于人口。几个月以前，还有人写文章，指责《大公报》反共。一个多月以前，还有人在文章中叹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３０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可见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众口铄金，积重难返。现在是该彻底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愤骂和痛骂，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发的那篇谴责国民党政要及其家属用飞机运“箱笼洋…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报刊评论分析——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与迫害,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重建自己的新闻事业,创办了许许多多的报刊,本文分析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申报》和《大公报》的评论,指出这些报刊向各级党组织分析形式、解释政策、指导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具有积极的作用。     

媒体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大公报》为例

多媒体竞争的今天,传媒企业跨境融合,移动互联网颠覆了传统传播模式,新媒体几近实时直播,单向传播变为双向甚至多向传播,大数据、共时化的快捷流动加强了信息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信息时代下的老百姓对文化传媒的需求量大增,但面对潮水般的信息和媒体,泥沙金子俱下,眼花缭乱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日益突出和重要。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致辞中,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媒体主要功能和任务是从事信息传播,但媒体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责任主要有哪些呢?本文以《大公报》为例来说明。     

韩国媒体眼中的中国霸权形象——基于对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文本分析

2015年初,韩国KBS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以其超高收视率,获得了来自各国的广泛关注。《超级中国》从人口、经济、外交军事、土地、文化、政治六个方面,反映出近年来中国的超级力量,而这股力量将"超级中国"演绎成为了"霸权中国"。本文将通过对《超级中国》的文本分析,归纳总结出韩媒塑造了什么样的中国霸权形象,又是如何塑造的,并由此探讨霸权形象背后的目的和原因。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评论

长期以来,《大公报》头上顶着“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并且因在抗战初期的“缓抗”言论,历来饱受批评,这些事实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即《大公报》宣传抗战不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由于抗战时期战事频仍,《大公报》的出版地一再变迁,由津至汉、渝、至港、桂;由于战时纸张匮乏,版面也一再缩小,由十四版缩为四版。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媒介形象研究——以《扬子晚报》为例

本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抽样编码,以《扬子晚报》为研究范本,选取了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国事访问、雅安地震后慰问灾区和＂习奥会＂三个时期的相关报道,从新闻目的、议题设置、形象塑造和报道体裁四个方面来分析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的媒介形象,为国家领导人形象塑造提供一些建议和依据。     

香港媒体对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特点——以《大公报》十七大报道为例

香港媒体虽处资本主义制度下,但提高公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度,树立高效民主的执政党形象,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则是媒体长期追寻的目标.本文通过分析<大公报>在十七大期间所采用的独特的报道视角和报道手法,分析其如何扮演好执政党和受众之间的"桥梁"、"纽带"角色,为内地媒体更好地树立执政党的公众形象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百年《大公报》——近年国内《大公报》研究综述

《大公报》是一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在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极具研究价值。今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10周年,本文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做了粗略梳理,进行了关于《大公报》的学术史回顾,介绍了《大公报》的基本情况,历史及现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后续的研究空间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展示《大公报》这份百年大报的绝代风华。     

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塑造国家形象——以纪录片《泊客中国》及其颁奖盛典为例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增强,这其中既有硬实力的增强,同时也包括软实力的增强。不过,笔者认为我国硬实力的增长与软实力的增长不太成比例,前者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后者,致使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和不协调的现象。于是,如何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就变得现实而迫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形象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了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文人论政的唯物辩证法——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

文人论政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报刊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尤以新记《大公报》最为人称道,其成功得益于独立的资本市场化运作、与政党政治保持适度关系以及报界的特殊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