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观念的更新与重写文学史--评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有识之士率先打出了“重写文学史”的旗帜.至今,在这种时代使命的召唤下,研究界确实推出了一些成功的“重写文学史”的范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皆为“重写文学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文学史的弊端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相对性,因而潜伏着新的危机。     

重写文学史:意图与效果

“重写文学史”是 80年代后期文学界出现的学术思潮 ,它是对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写作进行的一次自觉反思 ,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方法论”和“观念论”讨论在文学史的延续和深化。 80年代中期 ,现代文学界提出了“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概念 ,并概括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 :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 ,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学意识 ,由文学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重写文学史的真正提出是1988年的《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是陈思和与王晓明 ,他们的意图是…     

对"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在全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其美学观点又是反意识形态的。在这样的悖论启发下,试图探讨“重写文学史”的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     

论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的逻辑缺失

重写文学史已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家们的理论责任与审美自觉。当20世纪中国文学走完它的全程之时，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叙写方式的不足与缺点便日益突显出来。然而，只要我们对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从“整体性”、“逻辑性”、“文化动因”及“审美自由”等方面的缺失进行全面的考察，便能从理论的反面探寻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与理论支点。     

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

长期形成的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众史一面”现象,左倾思潮挟持下的偏窄视角所导致的文学史学科审美特质的严重缺失,是促使“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的重要原因。但在“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出现的任意贬抑革命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作法,则明显表现出学术界的某些浮浅、偏颇倾向。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红色经典“研究综述

“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作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对国人起到的精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对“红色经典”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一席重地。论文对“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从角度的变化和方法的多元化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以期对今后“红色经典”的研究有所裨益。     

“戏曲何为”与“细腻革命”——读张炼红著《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

在蔡翔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文化想象（1949-1966）》的讨论会上,罗岗指出,依托于1980年代广义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而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框架已经逐渐耗尽了其本有的能量和潜力,今天的文学研究能不能走出困境,关键在于“能否提出重大的问题”。在我看来,     

新颖的思路 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00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     

“大时代”的文学批评和大视野的历史图绘——评周海波《文学的秩序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

文学批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内容,其研究和撰著并未出现“重写文学史”那般红火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众所周知,文学经典的遴选和确立,来自文学批评的关注和阐释,没有后者的介入和投入,所谓文学经典便难以确立。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学批评的学术积累构成了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根底。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写文学史”的动力与当代批评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关系。同样,文学理论的建构,往往借助于文学批评的路径,或者说,现代文学理论经常是以批评的形式而得以传至久远。     

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当代文学思考之一

当历史演进到近一百多年,我国确乎起了数次的剧变。于是历史有了更迭迅速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文学亦在社会形态的迅猛更迭中,一一对应地划出了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到今天已经不太新了的“新时期文学”。而历史和文学并不因其以往更迭的迅速及人类分期的迟钝而停滞,它将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速度。人类如果再遵循业已习惯了的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滞后。面对历史的督促,重写文学史已成现今文学界急待重视与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异常艰辛     

“审美文学史”辨析

本文对“审美文学史”论的科学性进行了辨析,指出“审美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非科学非客观的基本估价上,其理论前提是以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审美与功利相分裂为特征的“纯审美”标准。以这种估价和标准“重写文学史”,必然陷入思维的封闭性,审美的感性化和批评的隔膜感的审美误区。“审美文学史”论的偏颇在于脱离了我国文学实际,这种文学史并不能正确地和科学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规律。     

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与“重写文学史”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中的一个新观念一一新左派文学史观的理论背景及发展作了简要概述,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研究取向及其问题的关注。     

重写文学史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

自1980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传播、接受过程的考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不过就“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本身而言,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于阅读与读者的重视,而对其文学史观却重视不足。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所以在精读“接受美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其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的文学史观,或许对于今后文学史的撰写有所启发。     

“当代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便在逐渐繁荣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结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代表90年代当代文学史写作实绩的个案来看,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创新与实践、学术与个性,都因历史的沉积、容纳的限度以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