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的佛教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蝗虫为灾,给农业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对蝗灾多有记载,前人对此亦多有研究,且颇为详细。但对于佛经中关于蝗虫之考查尚不够详尽。本文依托原始佛教文献．试图对佛经中有关蝗虫之记载作一较为详细之考查,从佛经中的蝗虫形象、佛经中关于蝗灾的记载及佛教式的灭蝗手段等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对带有宗教色彩的蝗虫做一具体展示。     

风趣幽默的判决书

<正>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当县令时闹了蝗灾,米芾令县衙小吏带领百姓全力以赴捕打。结果,蝗虫飞走了。米芾正在高兴之际,邻县送来了一纸公文,谴责米芾将蝗虫赶往邻县,并威胁要向上司告状。米芾看完公文后哈哈大笑,在来文背面写道:蝗虫本是天灾,岂由小官派遣?倘说鄙人派遣,速请阁下押来。诗中包含这般推理过程:如果你县蝗虫,是我县赶过去的,那么你县蝗虫,就给我县发回来吧。既     

北方省区紧急灭蝗

由于天气持续干旱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在河南、山东、河北、天津、新疆、安徽等地均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高密度蝗群.其中在河南,罕见夏蝗袭击了该省黄河滩区及内涝蝗区,面积之大、蝗虫密度之高,是该省25年来所罕见.在新疆北部,蝗虫发生总面积3050万亩.其中,重度灾害面积近1600万亩.     

清代荒政弊端初探

所谓灾荒,是指自然界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祸害,通常指水灾、旱灾、冰雹、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人类所造成的物质上和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灾荒的出现必然要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流民的出现,农民起义的爆发等。为了挽救社会经济的崩溃,防止农民的起义,稳定其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救荒,一再颁布救济灾荒的法令制度,形成所谓荒政。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集几千年封建荒政之大成,把救荒之政推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丰富和发展了荒政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封建政治制度。     

“诗言志”观念生成及其嬗变

"诗"字的后起并不代表"诗"这种文体的后起。在"诗"字出现之前,已存在"诗"。由"诗"之文体到"诗"字的出现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经历颇长的时间。对"诗"的把握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诗"字出现之前"诗"文体的存在状况,且称为"诗Ⅰ";二是"诗"字出现之后并用以指称"诗"之文体的状况,为"诗Ⅱ"。"诗言志"说的提出虽然当以"诗"字出现为前提,但"诗言志"之观念显然早于"诗"字出现。"诗Ⅰ"阶段的"诗"大都伴随祭祀仪式,是一定祭仪的产物,其中的"志"主要呈现公共的、群体性的特质。当然,早期的"诗"确实存在个体性、私人化情感,不过这种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群体的性质。随着"诗"字的出现,不仅促使"诗Ⅱ"阶段的到来,也使"诗言志"的内涵发生新的变化。"诗"字的出现是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诗Ⅱ"阶段的"诗言志"主要体现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它们与《诗经》紧密相关。当然,"诗言志"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整体言之,"诗言志"的内涵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同时期的"诗"有着不同的"志"。     

上博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中的诗教观形成的文化空间

上博馆藏楚竹书《诗论》的出现,是诗教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我们重新梳理儒家的诗教传承和演变的脉络,意义重大。其中诗教观的形成,有着其特定的文化空间,是诗教观念萌生之初一直到《诗论》形成时期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语境、诗歌功能演化和转变的共同产物。     

接受之得失：论儒家诗教对孟郊诗歌创作之影响

从孔子至汉儒建构的＂儒家诗教＂,搭架起了中国传统文理之主要框架。诗教重委婉规讽劝刺政教,强调诗歌社会功能,奠定了两千年来的中国诗学主流思想,影响巨深。唯历来学者多聚焦论述唐诗之审美特色,冷落了其对诗教观念之接受。现依据诗文本,论析诗教对孟郊创作的正负面影响,并重估诗人之复古诗教观。从中唐险怪诗派者对诗教之接受角度,论证诗以教化非元、白之专利,亦窥探了中国诗学主流话语对后世诗歌创作之巨大影响。     

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礼乐兴衰与《诗》的经典化

虽然“礼之文”和“诗礼相成”皆说明“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反映了“诗”从礼乐文化的附庸发展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逻辑演变过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诗”的产生、流播皆依附于“礼文”,最初《诗》的文本也借此而结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于是出现“诗礼相成”的文化现象,《诗》这一文本获得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诗》育人效果的关注,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掘了《诗》的文本义和引申义,拓展了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诗》的经典化过程,从而指向经学一路。     

男诗人:女性话语的深化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二

唐代宫怨诗以作者身份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诗人的自我抒发与男诗人的代言之作。男诗人的代言之作构成了唐代宫怨诗的主要部分。这些男诗人的宫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宫人之怨、政治失意之怨、外嫁之怨等三类,多采用代言体的形式,其双重的心理机制使他们的宫怨诗并未与女诗人的宫怨诗有阻隔之感,反而深化了女性的话语特征,促使了女性主体的确立,强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唐代宫怨诗中最有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部分。     

唐代汴水诗研究

汴河作为唐代重要的航运水道,颇受唐代诗人的重视并常以入诗。初盛唐时汴河航运功能逐步增强,汴水诗数量较少且多为即景之作;中唐的几度兴衰也影响到汴河两岸的社会生活,此时期的汴水诗以现实题材为主;晚唐社会动荡,汴河航运几近崩溃,反思题材的咏史诗大量出现,成为汴水诗创作的主流。唐代汴水诗主要呈现了宏阔清丽的自然景观及盛衰更替的社会景观;汴水诗中常见的意象有“汴堤柳”、“孤舟”与“龙舟”,以及一些边地意象;其艺术特色多是以直白晓畅的语言勾勒出自然清新的意境,以及用直抒胸臆的表达抒发沉郁凄婉的情感。     

唐代的蝗灾

唐代蝗灾发生地战可分为河泛蝗区、沿海蝗区、滨湖蝗区及内涝蝗区。蝗灾发生的年份42个，其中有6次灾情特别严重。蝗灾对农业造成破坏，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政治、军事诸方面。蝗灾的救治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姚崇灭蝗为开元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末农民起义则是由蝗灾促成的。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救灾状况两个方面，探究农民起义的原因，会更确切一些。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清代甘肃陇东蝗灾及相关问题研究

搜集并整理了"地方志"中关于清代甘肃陇东蝗灾记录的史料;从辩证与联系的观点出发,分析蝗灾与水旱灾害、饥荒的关系;从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蝗灾害的社会影响与成因进行探析;呈现清代甘肃陇东蝗灾发生的周期性、规律性和蝗灾发生的特点,并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意义。     

论苏轼知密州时期的咏花诗词

苏轼知密州时期,创作了《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惜花》《雨中花慢》《玉盘盂二首并引》等咏花诗。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密州的花事之盛,寺院数量之多、力量之大,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等等。虽然苏轼来时,密州是“旱蝗相继”的灾情,但他从黄老思想出发所实行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理政思想很快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诗人才有灵感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咏花诗。这些作品,体现了苏轼知密州时期的际遇以及他的思想状况,对苏轼一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瘟疫对福建古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福建人民早已认识到气候的失常能导致瘟疫的流行。瘟疫的流行给当地的社会风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岁时节日风俗中有明显体现。瘟疫的发生必然引起人类社会的种种反映,福建古代的瘟疫在其当地风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有许多传承至今。     

自然灾害对近代安徽乡村环境的破坏

近代以降,安徽自然灾害不断,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发生频率都较鸦片战争以前提高,一方面严重破坏近代安徽农村的水、生物、地质等自然环境,另一方面破坏了居住、交通、生产等社会环境。江淮地区过度的经济开发,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使安徽乡村环境不断恶化。     

钱大昕的诗与史学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大昕的诗作总是透露出浓厚的史学趣味，他在经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及思维习惯，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史品诗，由“史家三长”引申出“诗学四长”，以惩恶劝善的史学功能观倡导通过诗歌来进行社会教化，主张诗作敦厚古朴。他用考据家和史学家的眼光训释注疏诗作、品评诗歌内容，主张以学为诗。同时，钱大听还以诗论史，他的怀古咏史诗总是表现出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明体致用”的治学宗旨指引下，他的诗作还有因古鉴今，关心现实的特点，严密考订的史学方法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钱大昕诗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而在于含经咀史、评史论经、诗史互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世纪英国教会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瘟疫中危害很大的瘟疫之一,它是中世纪历史上的一次惨重的生态灾难。中世纪英国黑死病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并对居民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引起了整个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和混乱。黑死病爆发后,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英国教会作出了种种的应对措施,尽管成效不够理想,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这是由当时社会客观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诗词曲赋视野下的孙子与《孙子兵法》

吟咏孙子与《孙子兵法》的诗词曲赋,既有只言片语,也有长篇宏论。这些诗词曲赋出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个人情感。有的诞生于承平之世,有的诞生于战乱之际,有的创作于武科应试之际,有的创作于友人送别之际,有的是对不良风气的讥刺,有的是孙氏后裔对祖先的凭吊。这些诗词曲赋主要表达了四种不同情怀:一是对孙子治兵才能的夸赞,二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赞叹,三是以孙子风格创作、品评诗作,四是对孙子历史遗迹所发的幽思。这些诗词曲赋分散在史书、小说、文集、诗集、剧曲、画作、碑刻中,而它们的作者又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这些诗词曲赋不仅提升了孙子的社会知名度,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孙子兵法》向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传播。     

社会风尚变迁影响下的《陌上桑》之流变——以明朝《陌上桑》拟作为中心

《陌上桑》是乐府民歌中的精品。后世许多文人雅士以相同的题目,或以其中的女主人公罗敷为题材,写出内容相近的诗作,被称为《陌上桑》的“拟作”。从汉代以后,直到清代,“拟作”不断,其风格深受诗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唐前及唐代的“拟作”唯美而浪漫;宋朝至明朝中叶之前的庄重;明朝中叶之后再现浪漫。同情蚕农疾苦和表现真善美则是《陌上桑》“拟作”之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