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声律论新探

沈约以其声律论（四声八病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由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清叶燮《原诗》说:“沈约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诗筏》亦说:“休文复倡为声病之说,音韵稍促,遂开古体近体分途之渐。“他们明显地把声律论仅仅看作诗歌的形式问题。放后出版的的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六朝诗的选本中,对声律说的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形式主义”的论断。“沈约是发明四声、制定八病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就     

《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学思想及其对《诗品》之影响

陆机《文赋》之后,刘勰、钟嵘等鸿篇巨制未出现之前,沈约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理论上承上启下,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辞宗”。历代诗评家多从声律论的角度对沈约加以评论,很少有人重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思想《。宋书.谢灵运传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批思想,其中提出了文学史论、诗歌批评标准以及声律论。这些对后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特别是钟嵘《诗品》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齐梁体诗歌格律概说

我国齐梁时期,诗律学十分发达.这表现为:一方面,诗律理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热心于诗律(尤为声律)研讨的学者,如沈约、刘勰等;他们写下了不少有关诗律问题的有价值的文献,如《宋书谢灵运传论》、《答陆厥书》、《文心雕龙·声律第三十三》等,还具体制定了诗律结构的条例,如所传的《四声八病》.另一方面,在这种诗律理论的指导下,当时的诗人进行了创作格律诗的实践,产生了永明体(或称齐梁体)格律诗并丰富了它的格律形式.据《南史·陆厥传》记载:“(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各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这种诗体经过齐梁陈隋几代诗人的实践,其格律形式获得了定     

钟嵘《诗品》的流传及研究史——从隋初到清末

《诗品》流传、研究的历史,可分三个时期。从隋到清是第一时期。以下对第一时期的流传、研究史作一番勾稽评论。一、隋代:刘善经《四声论》的挑战广义上的《诗品》研究,第一次对《诗品》提出批评的是隋代的刘善经。那是钟嵘谢世,隋朝建立,《诗品》传世六十多年的事:刘善经著《四声论》,批驳《诗品》的声律观点。早在齐永明年间,当钟嵘还是年轻太学生的时候,沈约、王融、谢眺等人便同声相求,进行四声制韵、文用宫商的试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还宣称:“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妙达此旨,     

浅谈沈约“声律论”的价值

被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常有论者在肯定沈约"声律论"的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他把声律规则搞得过于繁琐,反而影响了音韵的自然之美和内容的表达,对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不利。笔者试图将其放在"诗论史"的长河中说明:沈约的"声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和创造,它以对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观念的重要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诗艺水平的进步,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所谓的"过"。     

论汉代五言诗的声律

声律是诗文中应用声调特点来构成的格律。在语言学中,声调属于“超音质音素”之一,除此之外,音素的轻重、长短也属于超音质音素,所以,欧洲诗歌的轻重律、长短律,也是一种声律。利用声调的交互配合构成格律,这是汉语诗律的特点。我国人民对于汉语声调的认识和应用开始得很早,应追溯到先秦时代。据说齐梁时沈约发现四声,撰《四声谐》     

"永明声律论"百年研究综述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实现了从自然声律向人为声律的转变,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它出现之时起,历代士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新思潮及新的学研究方法的涌入．对永明声律论的研究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综观20世纪对永明声律说的研究,在四声究竟肇始于何人、四声与五音之关系、四声八病产生的具体时间以及“八病”的具体内容等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的分歧,需要对其进行归纳梳理,以期明其源流,究其原因,推动未来的永明声律说研究。     

梁武帝"不知四声"辨

粱武帝并非不知四声,而是主观上排抑四声.有关文献关于梁武帝不知四声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梁武帝排抑四声,与沈约有关.萧、沈之间,既存在着音乐、文学上的观念差异和文坛宗主的地位之争,也存在着由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心理猜忌.永明声律论在梁初三十年左右之所以未能大行其道,与武帝排抑四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江淹后集亡佚南宋说献疑

一、“江淹后集亡佚南宋”说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今河南兰考东),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卒于梁武帝天鉴四年(505),谥日宪。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6岁能诗,少以文显,文名颇著。据《梁书》卷14以及《南史》卷59本传,江淹“曾自撰为前后集”。但未著卷数。《梁书》又言及江集篇数:“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     

唐诗教学声律九宫格图谱说

古诗重在自然之音节,原无所谓声律。至南朝宋末而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名目,沈约著《四声谱》,四声应用于诗歌文学创作,古诗开始由自然声律向人为声律转型。五言之诗,字配四声声调,调声构律,组合计算之理,类九宫之算法。由是探研律调之秘,释解拗律之谜,制成声律九宫格谱图,古诗之格律一目了然：永明律诗,四声分用,二五异声,九宫之四正四维,句多入律;唐宋律诗,平仄二元,二四异声,律句在四正,拗句在四维,“特拗”别立中宫。教学唐诗,或从图谱索句,或按宫格填联,声律无不中规合矩。     

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

齐梁时期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文镜秘府论》的声病材料是可靠的。《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可以看作是八病。八病说的最早探索者是沈约,沈约早在二十岁其创作就追求声律和谐,回避声病。沈约声病说有着丰富的思想。     

一部全面研究颜延之的力作——评谌东飚教授的《颜延之研究》

颜廷之是南朝的一位重要作家,沈约曾称其“文章之美,冠绝当时……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宋书·颜延之传》）。萧子显在其《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指出：“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但对这样一位重要作家,文学研究界却很少注意到他,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一般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很少提到颜延之。     

陶潜和苏轼的子女观

沈约在编撰《宋书》时,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可是若把陶渊明和《论语》中的“晨门”、“接舆”、“长沮”、“桀溺”等隐士相比,他的隐逸就不再显得纯粹,而是包蕴着一丝孤愤和无奈。这一点,只要读过他的《感士不遇赋》,就能体会得到。     

浅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悲情

曹操这位“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总庶政,兼贤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丁晏《曹集诠评》卷十),虽“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方才有“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大量的作品改变了两汉以来…     

曹植五言诗名篇声律实践试说

徐青同志最近在《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论声律结构的原则》一文,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对于声律的探索作了概括性的述评,见解极为精辟,读后深受启发.徐青同志在该文中说:“我国诗人对声律的探索起于汉魏,盛于南北朝.据《高僧传》载,魏成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他既通经旨,又懂得梵语语音,这是他得以探讨诗歌声律的基础.他虽中途夭折,没有留下阐释声律的文字,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确留下了探索声律的明显的痕迹和成就.这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的:‘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见其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二五四页),这是很恰当的评论.”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曹植确可认为是我国诗歌声律结构的第一个探索者.     

欧阳修的史论

欧阳修自撰《新五代史》,写了五十多篇序和论,还有二百多条小注,其中有不少也是论的性质。后来,他奉勅与修《新唐书》的本纪、志、表三部分,又写了序、赞二十余篇。这些序、论、赞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如《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赞》论唐之兴盛,卷十《昭宗本纪赞》论亡国不必皆愚庸暴虐之君;《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论》论不伪梁,卷四《唐庄宗本纪论》论沙陀世系,卷十《汉高祖本纪论》论即位改元,卷十三《梁家人传序》论女祸,卷二十四《郭崇韬传论》论枢密使之沿革,卷二十七《康义诚传论》论侍卫亲军之制,卷四十《温韬传论》论厚葬之弊等等;但也决不是泛滥无归,没有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治乱盛衰之理”。记“兴废存亡之迹”、论“治乱盛衰之理”,这本来是我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主观动机,又     

论沈约的诗歌理论

沈约是永明年间新体诗的主要倡导者。他适应当时的文学潮流，第一次对新体诗的体制建设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其理论主要有“音律调韵，取高前式”的声律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文情论、“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三易说。沈约的诗歌理论为新体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聚焦桐城派的“声音之道”

<正>声音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早在《尚书·尧典》中,即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初步将诗歌与音乐声律联系起来。南朝齐梁时期,沈约创立"四声八病"之说,刘勰《文心雕龙》专列《声律》篇,诗文声律论由此确立。此后,有关诗文声音的言说反复出现,益加丰富,而且往往融汇了"文气"说,其中唐代韩愈倡言"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影响后世甚大。明清时期,诗文的声音问题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从《文心雕龙》、《诗品》的局限性看时代风气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短短一百几十年里,不仅诗文盛极一时,文学批评理论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一系列探讨文艺理论的专论、专著和诗文评。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裴子野《雕虫论》、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金楼子·立言》等。其中刘勰“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钟嵘“思深而意远”的《诗品》以及同样具有文学批评价值的,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昭明太子《文选》和著名的《文选序》,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文学的许多见解,在当时和后世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它们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文学观点和审美观念,而且反映出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因此也是后人研究南朝文学极有价值的资料。 上述文艺理论著作,就其主要倾向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着重探讨文学的性质,如《文选序》明确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宋书·谢灵运传论》在阐述“四声八病”声律说之后,宣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金楼子·立言》明白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凡此种种,说明他们对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分较之前人更为深入细致,对文学特点的认识也比     

沈约诗文韵字讨论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光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历仕宋、齐、梁三代,官至尚书令。卒谥为“隐”。 沈约诗文集久已亡佚,传世的均系后人辑本,本文主要根据以下两种辑本:(一)逯钦立据冯惟纳辑本《古诗纪》和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梁诗卷六、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