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观演变探析

晚明文人好游风潮是中国文人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欣赏观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对山水的喜好上升为一种癖好;其二,晚明实学思潮激荡下,欣赏方式上出现了“因人而景”到“因景而人”的转变,不再简单地狎山水娱己,而是平等地与山水交流,以山水为主,我为宾,情随境迁,语因情发,或喜或悲,或歌或泣,任情而发,喜怒哀乐之情自然流露,甚至出现了以徐霞客为代表的以身许山水的新型山水科学考察观;其三,晚明佛教龙象的复兴与转向,使得晚明文人山水欣赏表现出典型的佛化特征.     

从“泛情论”到“情爱论”——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转向

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的阐释,体现出明显的从"泛情论"向"情爱论"的转向,而这一转向又是与其整体抒情观相联系的。概言之,李东阳、李梦阳能认识到民歌之"情"的价值,但将其阐释为广义之情,并存在着贵古贱今的偏见;李开先宣扬"今古同情",肯定当代民歌之"情",并点明其内涵为"男女相与之情";袁宏道则指出民歌之"情"实乃情欲,推崇其放任自恣的表达方式。从明代文人对民歌之"情"阐释的变化上,我们也能够对文学思想受社会思潮之影响有更深入的认识。     

黄宗羲诗文思想论略

黄宗羲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遗民老耆,多变的时代赋予他多变的人生,但作为文人,他重"情"尚"奇",馨香瓣折"情至之情"和"万古之性情",兀傲奇崛,诗歌意象奇特,意境荒寒,对有清一代"祧唐祢宋"的诗学思想变革具有开疆拓土之功.     

“游怀”与“旅情”——中日文人对精神意趣的追寻

中日文人在追寻审美情趣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游"使得中国文人在山水田园中追寻着闲情逸趣,在天地自然中释放自我情怀,表现出对于生命自由、精神自由的渴望和诉求。虽说在"游"中追寻审美意趣充满无奈之意味,但他们能以超越之心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寄托。日本文人则乐于将孤独之自我置身于广袤的大自然,以主动采取的悲苦之态度在"旅"中感受着自然之美丽,并把生命和情感融入大自然之中,将自然、艺术与人生融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以俯仰自得之心境游于大自然之中,而是以纤细之情感尽抒寂静而纯粹的审美情趣,感受自然生命的律动,充满浓厚之唯美色彩。     

柳词不俗论

柳永抛弃了写景抒情、讽喻寄托的文学传统,以直白易懂的语言、铺叙展衍的手法作词,招致"俗"的评价.但柳词也有不俗的一面,真挚地写出了生活之真、个人之情、不幸之痛,深受歌女市民喜爱,广为传唱.柳词在受众眼里是"阳春白雪",在文人眼里是"下里巴人",评价柳词的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中,所以"柳俗"这一论断得以生成.     

论晚明布衣文人的旅游活动

晚明的布衣文人是明代游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明代的旅游文化异于其他时代的关键所在,颇能反映明代旅游文化的特质。布衣之游中的“独往之游”,因其可贵而颇受称许,而山人们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则因以“交游权贵”为目的而饱受批评。晚明的布衣游人,既有寄托文人理想的“独往之游”,又有代表士行污贱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晚明的布衣之游,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标本。     

比较儒家和道家关于“游”的审美观

“游”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定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儒家的游和道家的游各有不同的特点。道家的游是超脱之游、虚己之游、隐痛之游；儒家的游是入世之游、实己之游、显痛之游。     

三曹与邺下文人文学交游考

文学交游是文人之间以创作为目的的文学活动。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皆雅好文学,那些因战乱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先后聚集到邺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邺下文人集团．邺前文人集团和前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曹操为领导核心,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呈现出功利性向非功利性、主情过渡的特征;后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以丕、植兄弟为文人集团更直接的领导,曹氏兄弟与邺下文人举行过重大的文学活动如南皮之游、西园盛会等,在这些文学交游活动中,他们借物咏叹、即兴赋诗、抒发情怀、互相切磋技艺,三曹与文人的文学交游也以主情、非功利性为主要特征。     

从东坡剧看元代文人的矛盾心态

东坡剧是元代文人困厄剧的典范之作,主要以苏轼贬黄州为题材,体现了元代文人普遍存在的"入世"与"归隐"之间的一种矛盾心态,具体表现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官复原职后的默认失德、积极入世的思想和消极避世的心态。     

词体“弱德之美”审美范式研究

叶嘉莹把词体特征概括为"弱德之美",即表达内容的难言之情和表达方式的含蓄。"弱德之美"的内涵在于,词适合表达处于弱势地位的弱者之情,及表达方式上的曲折隐幽,从而具有弱与德之间张力之悲的唯美特点。这和宋代文人的弱者心态有关,同时也是以礼节情的民族性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