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性的遗留，神性的主宰—试论《雷雨》创作的原始情绪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著名剧作。本文从文艺心理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人类原始蛮性的遗留促使了《雷雨》悲剧世界的产生,而宇宙的神秘主宰又残酷地将这一悲剧推向了极致,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雷雨》世界内在的悲剧张力,最终作者将这种矛盾转化为一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与上帝同座,来怜悯地俯视苍生。     

“原始情绪”与《雷雨》创作

作品是作家灵魂高度自由,精神高度释放的心理活动产物。作家主体精神、心理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作品的产生,“原始情绪”是《雷雨》的一个不可否定的客观存在,是促使曹禺从事戏剧创作最深刻、最稳定、最强大的“原动力”。本文试图探析“原始情绪”的成因、内涵和表现以及与曹禺创作生命流程的关系。     

论黑格尔《美学》中的神性思想

"神性"一语在黑格尔的《美学》一书中频频出现,"神性"问题在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理念"在实质上便等同于"上帝"、"神"、"普遍精神"、"绝对心灵"等用语,有着深厚的宗教与神学的内涵。"神性"当指种种普遍的精神力量或内化的心灵实体,如智慧、勇敢、忠贞等等;通过人的具体形象去表现普遍的神性精神是黑格尔心目中最高的艺术理想,诸神、英雄、圣徒等等这些"神性的东西"成为理想艺术的表现中心,而古希腊雕塑、史诗、悲剧以及中世纪的宗教绘画与骑士传奇则成为理想艺术的典范。因此,黑格尔特别反对与神性精神相悖的种种因素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包括抽象概念、有限现实、有限心灵等。     

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蛮性”书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湘西作家、京派代表人物沈从文的小说具有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魅力.“蛮性”书写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不可忽视的独特风景线,更是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所体现.沈从文的“蛮性”书写内涵丰富,结构新颖,渊源深远,不仅是对湘西边城中野性、血性、烈性的生命强力的礼赞,也是对自然生态和人格灵性的彰显,更是作者自身关于人性与生命的深刻思考.作者于独特的湘西苗文化和湖湘楚文化的浸润下,抒写出了“蛮性”的湘西世界中自然原始生命的美好形态.     

秩序与蛮性的对抗——从《雷雨》的叙事结构看周朴园形象

《雷雨》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本,被解读的已够详细。周朴园这个角色十分复杂,教材中对周朴园的人物分析一般都解读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周朴园形象分析有不同的意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思和先生,他提出了“周朴园心里有没有爱”这个问题,并针对原来的阶级矛盾的观点十分细腻地分析了周朴园人性化的一面。“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把周朴园和鲁妈的关系看成一种阶级对立,丫环受骗,少爷侮辱妇女等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是肤浅的、简单化的。如果简单地把他们说成是互相欺骗的,没有感情的,     

谈《雷雨》创作的原始情结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戏剧冲突紧张激烈,人物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作品十分精彩。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那么曹禺先生在创作《雷雨》时,他的自身情况是什么样的,对于其创作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在教学中研究。     

李白《菩萨蛮》辨伪——兼及词的起源问题

传世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词，并非李白所作。这是因为：(一)被目为今云南彝族先民的“天菩萨”，并非为唐玄宗时期的女蛮国人“菩萨蛮”；(二)《湘山野录》的记载不可相信；(三)魏夫人的《菩萨蛮》三首与传为李白之作的《菩萨蛮》毫不相关；(四)词的平仄声律在盛唐时期尚未建立起来，至中唐才为人所重视。     

神性的意义--读沈从文《边城》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湘西世界"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能够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他一方面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的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以<边城>为例分析闪耀在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可以深化这种艺术体验.     

关于曹禺《雷雨》的断章

曹禺的悲剧经典之作《雷雨》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给予持续关注的文本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侍萍、繁漪等形象的简要分析来透视《雷雨》的思想意蕴;并以此文本为基础,探讨作家内在的生命体验与其创作的渊源关系,表达了本人对人性、悲悯、叛逆等概念所包含的意味的理解。     

淡泊中见真淳——王安石《菩萨蛮》赏析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 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蛮性：救治现代柔弱人性的灵丹－论曹禺和闻一多戏剧合作的基点

为什么中国屡遭侵略？曹禺和闻一多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人性柔弱。怎样才能救治现代柔弱的人性？曹禺和闻一多又不约而同地说：蛮性。于是,两位化大师成功地合作了《原野》的演出。     

时代语境与文学史叙述——以曹禺的《雷雨》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时代语境是紧密关联的,文学史叙述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文学史对《雷雨》的叙述入手,以点带面,可以探寻文学史叙述的规律与得失。     

曹禺《原野》重读

作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之最的经典性剧作《原野》,其复仇只是表层的,而在深层中,则是通过戏剧人物外部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传统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在本质上,使人物外在或内在的冲突提升为人性的冲突,生命的悲剧提升为文化的悲剧。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与碰撞中,完成了形而上生命和文化命题的感性表述。     

《草堂诗余》的传播探究

《草堂诗余》是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一本宋词选集,自刊行以来引起后人的广泛关注,后世文人学者纷纷对其选注,但是从其整个传播过程来看,它经历了诸多风雨沉浮。在南宋后期乃至整个元朝,该集子基本湮灭尘世,而到了明朝却重焕生机,其传播达到巅峰,不仅流传时间最长,而且传播范围极广,到了清代经历了短期的认可之后便被摒弃。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草堂诗余》的传播过程进行简要探究,尤其关注它在明清两朝的传播历程。     

《雷雨》的"热"分析

<雷雨>是曹禺最富个性的创作.年轻的创作者通过作品人物和场景描写,作家个体的感性体验、自我或终极本体的深入思考,都或隐或显地改装成撼人心魄的悲剧故事.其中"热"的环境和人物的"热"情、"热"力共同酿成了雷雨大作.创作者的"热"的内驱力和接受者的"热"泪共同阐释着"热"的审美意义.     

论曹禺戏剧的叙述话语

曹禺戏剧被视为中国现代纯粹戏剧的最高典范,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文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不只是为了第一文本的完美呈现而存在,它是作者凸显个人话语的主要途径,是对第一文本内涵的阐释、补充乃至颠覆、提升.因此,对曹禺戏剧叙述话语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开拓曹禺研究的新视野.     

论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

＂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曹禺奥尼尔戏剧中的悲天悯人思想

曹禺和奥尼尔感慨于人的现实的和精神的苦难,力图展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多舛命运,并将人类悲剧的根源归于宇宙中不可知的、潜在的力量。在他们的剧作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神奇力量在报复一切叛逆者的不轨行为,不时地看到身陷罪恶之人的挣扎和面对惩罚的恐惧。悲剧中所透露出浓烈的怜悯情怀,正是曹禺奥尼尔意识深处基督教文化中罪意识和惩罚观念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