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郑驳王：王基《毛诗驳》考论

王基是魏晋时期《诗经》学的著名学者,《毛诗驳》是其代表作之一。但由于此书散佚,故学界对此书的研究付之阙如。如果钩稽文献,详细考证其与郑玄、王肃《诗》学之关系,则可以看出：＂依郑驳王＂是《毛诗驳》的基本学术倾向;以史证诗,诗史互证是王基的基本学术方法。然而,间以谶纬之说释诗,对史籍失之详考,也造成了申驳失当之不足。     

试论魏晋时期《毛诗》的传播与兴盛

汉代原本在民间流传的古文<毛诗>在魏晋时期兴起,与九品官人制度的推行,与崇尚自由开放的玄学新风,均不无关联.其时以王肃为首而挑起的贾马<毛诗>与郑玄<毛诗>之争,其间掺杂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而进一步扩大了<毛诗>的社会影响.此期<毛诗>的传播呈两种途径展开,一是通过阐释与争论而为学者所关注;一是作为启蒙读物而广泛及于妇女儿童.这就使得<毛诗>在兴起的同时,著述兴荣,研讨深入,传播普及,从而取代了长期居守于官学的三家<诗>而一枝独秀.     

王肃经学著述、学术渊源考辨

王肃是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其著述颇丰,可与郑玄比肩。经考辨可知,王肃经学著述共计三十余种,其中完整传世的有《孔子家语解》,经清儒辑佚而部分存世的经学著述有近二十种。王肃遍注群经、贯通今古文经学,这与其治学"不拘一法"有密切关系,通过考辨可知,王肃学术渊源主要有五方面:传承家学,师承宋忠,扬弃郑学,吸收贾逵、马融之学,兼采众儒之长。     

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

王肃注本《孔子家语》是对刘向校本《孔子家语》的“增加”，但并非所有的“增加”，但并非所有的“增加”都出自王肃之手，王肃注本《孔子家语》中某些语句的改易和添加，当是王肃所为，其目的在于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或别有用心地让郑玄出丑。幸而王肃篡改的范围不算太大，今本《家语》的大部分内容尚保持着刘校本的原貌，因而未可笼统地将其视为伪书而全盘否定，应该重新审视并充分肯定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卜筮与义理——春秋易学的哲学化进程

<左传>、<国语>所记载春秋时人应用<周易>筮占或论事的例子,上承上古三代筮法,下启两汉易学,是<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珍贵材料.春秋时期的占筮开始了<易>学哲学化的进程,是<易>学史上义理派学说的滥觞.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高诱生平事迹考

东汉经学家高诱在学术成就上可与郑玄相提并论,然其生平事迹却少有人知.通过相关文献推知,高诱生于汉桓帝时期,约于三国魏文帝时去世.高诱约于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师从当时名儒卢植,以读经为主,在黄巾起义暴发(184年)前夕辞学归家.随后,校正<孟子章句>,依次为<淮南子>、<孝经>、<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作注.     

《公羊传》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学

<公羊>学是儒家今文经学的中坚,相对于古文经学而言,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学术风貌.<公羊传>的核心是"三世说"和与之相为表里的"大一统"理论.清朝中叶,今文经学复兴,就是以<公羊>学的再度兴盛为标志.清代<公羊>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常州学派的<公羊>学复兴时期,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公羊>学改造时期和康有为为代表的高峰时期.其最突出的特征,一是继承汉代<公羊>学微言大义学说,二是注入了进化论和变易思想,三是不断加强的经世致用精神.作为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一位今文学大师,廖平<公羊>学的出发点并未脱离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宗旨,只不过他更热衷于"思想"的建设,企图用"思想"来代替行动.其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圣证论》与《孔子家语》关系考辨

大量出土文献表明《孔子家语》所出有源,并非王肃伪造。据王肃《孔子家语序》和郑玄生平推断,王肃当于魏明帝青龙元年（233）获得《孔子家语》,并为之作注。《圣证论》是王肃驳郑的产物,其当作于《孔子家语注》后。王肃《圣证论》早佚,今存佚文35条。从今存佚文看,《圣证论》王肃直接引用《孔子家语》12条,化用《孔子家语》的观点2条。王肃对《孔子家语》虽非常器重,但对其中的观点,并非一味盲从,而是慎重地进行取舍。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诗经》的诠释学思考——以“郑王之争”为主要关注点

在两千多年的《诗经》诠释史上,文学的视角从未成为主流,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历史训诫的角度才是主流。郑玄与王肃两位《诗经》诠释大家也以这样的视角诠释《诗经》。王肃自幼习郑学,然成年以后,却越来越觉得郑玄的《诗经》解释在在都有问题,立志重新诠释《诗经》,取代郑玄的权威地位。郑、王均以"述先圣之元意"为职志,但所看到的"先圣之元意"却大不相同,这是经典诠释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诗经》诠释中的"郑、王之争",是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清理这一热点问题,梳理历代《诗经》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取舍,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曲折演变历程。     

从《戒子书》之"不"论郑玄的峻洁人格及其成因

学界对<后汉书·郑玄传·戒子书>"不为父母群弟所容"这句话历来存在很大分歧,关键在于有无"不"字,这个字关系到郑玄的人格,不可不辨.郑玄生性质朴,淡薄名利,对学术孜孜以求,因此有"不"字更能凸显郑玄的人格.而其峻洁人格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在长期对经典的研习中领悟到了圣人之"道",并具有一种"圣人"情结,此外,也受到东汉隐逸风气和取士制度的影响.     

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

魏晋时期的宗庙制度(立庙、毁庙、祭祀等)在借鉴继承古礼及两汉相关制度的同时,又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郑玄、王肃对儒家经义的不同阐释而有所变易、创新,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典章制度沿袭中有损益特点的生动体现.以不循古礼、"渎乱不经"斥之,进而视魏晋时期为"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左传》引《诗》新探

<左传>中常有士大夫赋诗言志的记载.但士大夫引诗,多断章取义,并不一定符合<诗经>的本意;而后人不识,常将<传>意与<诗>意等同,此谬大矣.予姑考之,虽郑玄亦未能免此俗,因作陋文以辩.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从《孔子诗论》与熹平石经谈《小雅·都人士》首章的版本问题

<毛诗·小雅·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左传·襄公十四年>引与本章后两句相同,而服虔注以为逸诗.<札记·缁衣>引与本章几乎全同,而郑玄注以为"此诗毛氏有之,三家则亡".<左传>为古文经,为何所引诗见于同属古文的<毛诗>,服虔却以为逸诗?今本小戴<礼记>应该属于今文系统,所引诗,已往学者也都归入三家诗,而郑注为什么会说三家诗没有呢?这些疑点,透过出土材料<孔子诗论>,肯定先秦确实有异于齐、鲁、韩、毛四家以外的诗学,文字和诠释都有所不同,服虔所谓逸诗,当是见于这种类似材料;透过熹平石经,应肯定石经所载鲁诗确实没有<都人士>首章,齐、韩当同,郑玄注也没有问题.     

简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精神分析观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对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与之共生的精神分析文论进行了批判性阐述,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精神分析学的兴起、发展和成败得失,并以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揭示了其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原因.     

《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

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对概念的同时,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毛诗>的美、刺以及由此衍生的直谏思想,是整个唐代文化精神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郑玄与马融之关系考辨

《世说新语》等所记马融谋杀郑玄之事不可信。郑玄师从马融多年,二人关系甚好,马融对郑玄甚是赏识和关爱,郑玄对其师马融甚是尊敬和崇拜。郑玄注经多引马融学说,因受制于当时经注体例而未作标明。     

论『时习』思想的基本内涵(上)

"时习"一词,出于《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杨伯峻先生对"时习"的译注是值得信任的.他说,"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是"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杨伯峻把朱熹的注解和王肃的《论语注》作了比较,说,王肃按周秦语言解"时",而朱熹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