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

朝贡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王朝(中原王朝)同边疆民族、中华帝国同周边各国(藩属)之间互动的方式之一,在密切中央与边疆、中国与藩属邻国的关系方面作用显著。明朝前期1是整个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建立并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对整个明王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变则通 通则久——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转变的历史启示

两千多年来的古代中国,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处理外交关系的独特制度——朝贡制度,像处理封建宗族关系那样处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宗藩关系发展成为朝贡体系。这种体系曾经长时段发挥作用,有效维护着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然而,历史发展到近代,亦即到清帝国后期,随着新航路开辟而来的西方商业文明和殖民侵略的冲击,     

宾礼的演变与明清朝贡礼仪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经过发展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明清时期,朝贡礼仪日益烦琐僵化。履行朝贡礼仪不仅是确立中外政治臣属关系的象征,也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埋下了祸根。     

明代朝鲜朝贡路线的演变

明代中国与朝鲜关系十分密切。朝鲜通过定期向中国朝贡来维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其朝贡的路线也几经变化，经历了由海路到陆路再到海路的演变过程路线的变化与两国间的关系及国家间势力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东亚朝贡体系两千余年的发展史上,中国独特的地缘优势、强大国力和先进文化决定了其体系塑造者的地位和作用;体系核心地位、和平主义理念决定了其和平维护者的地位和作用;薄来厚往的原则、朝贡制度的完善决定了其贸易推动者的地位和作用;德化教育、礼治天下的文化精髓决定了其文化传播者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国家,对于维护古代东亚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万国”小考

"万国"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术语,蕴涵着中国古代人的政治观和空间观。其本义是古人心目中世界上所有国家。夏商时期,随着天下万国朝贡帝国的政治体系的建立,"中国"观念的形成,万国指"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迄于晚清,万国的含义是世界各民族国家。     

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

<正>按照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说法,朝贡关系体制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古代朝贡     

明清之际中日贸易分析

在17世纪前后,由于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从而逐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此时期的中日海外贸易是极其重要的国际贸易.但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日的丝铜贸易额偏大,这样一来,使日本大量的白银进入中国市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政策方面来分析,自明朝和日本取消朝贡关系以后,二者就没有建立官方往来,但是,在进入清朝以后,日本也不再朝贡体系范围内.所以,中日贸易是保持中日交往关系的唯一通道,因此,中日贸易的意义非常重要.本文主要对明确之际中日贸易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意义、贸易政策、贸易渠道、对中日贸易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晚清中缅宗藩关系对西南边防建设研究的启示

在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中,中缅宗藩关系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清王朝对西南边界的划分一直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领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西南边防建设也成为一种摆设、形式。然而,在近代以来,因为英法的入侵,清王朝在加强自身西南边防建设的同时,也开始力图维持中缅宗藩关系的存在,从而成为缅甸抵抗外来入侵的坚强后盾。晚清中缅宗藩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对于西南边防建设的研究不无启示。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

条约与朝贡之紧张关系,洵为理解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之关键。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固然坚持近代条约关系,以排斥与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其实际外交立场仍依现实利害关系而有所变化。1866年丙寅洋扰之际的法国与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的美国,相继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以禁阻清政府干涉,进而以侵略朝鲜行动而予以武力之冲击。至1876年与1882年,明治日本与美国则分别以条约明文有意否定了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至1885年以来巨文岛事件之际,英国甚至不惜代纳朝鲜对华朝贡以获取清政府外交支持,俄国亦欲签订协议承认中国宗主权,以保障其在朝鲜利益,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则向李鸿章提交《朝鲜办法八条》,试图承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而实现对华合作方针,应可称之为“参入”性利用态度。所谓“条约取代朝贡”说反映到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实为复杂曲折之动态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论刘鸿训在明末中朝交往中的贡献

明朝末年,后金实力异军突起,在东北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并一度控制了这一地区,导致明朝与朝鲜传统贡路的阻断。为联络朝鲜共同抗击后金,明朝派遣刘鸿训出使朝鲜,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开启了中朝海上交通的航线,为明末中朝友好交往做出了突出贡献。     

朝鲜辨诬陈奏上使赴明前后——以李廷龟《庚申朝天录》为中心

明万历末年,明朝廷与朝鲜关系较为密切,而努尔哈赤的势力日渐强大,时刻准备率军南下,又视朝鲜为后顾之忧,且施武力与和解策略,均被朝鲜拒绝,不得已反诬朝鲜与其讲和。此论一出,在明朝廷引起议论。为此,朝鲜派辨诬陈奏上使赴明解释原委。     

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政策导向与环境设计——兼谈韩国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2008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表明中韩两国已建立起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政治互信成为中韩双边关系的核心关切。本文通过对韩国在增强中韩政治互信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问题上的认知的分析,探讨了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环境设计的政策意义,并从阐明中国的战略规划、增强对韩公共外交能力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论明初浙江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

明朝在初期与海外各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朝贡贸易方式确立海外诸国与明朝的藩属关系,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浙江作为明代初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在中国与朝鲜和南洋诸国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内近三十年元丽人员往来研究概述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中,元朝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元朝与高丽人员往来状况与历代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高丽各阶层人士大量移居元朝,元朝也有不少人入居高丽。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果。回顾、梳理与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朝鲜文人对竞陵派的褒奖与责难

明末竞陵派诗文在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部分朝鲜文人以阅读、次韵、学习、效仿等方式接受竟陵派诗文,以竞陵派为标准来评价他人的创作,体现了他们对竞陵派的肯定和褒奖。由于一向以儒家的政治、道德教化为评诗的最高标准,加之受中国评论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朝鲜文人对竟陵派进行了指瑕和责难,否定其文学理论,批判其创作及选本,甚至将其诗文视为亡国之音,过于偏激。     

从保州问题看辽中期与高丽关系

十一世纪的中国,随着强大的唐王朝衰落中国大地诸雄纷争,在中国的北方大地契丹族最终征服了北方广阔的地域成为北方的新霸主。同一时期新兴的高丽政权成为了辽代东部的邻居政权,两个政权之间面对各自的利益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活动。本文就是以和战时期的辽与高丽之间的关系来认识这段历史时期中辽与高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