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

曹聚仁三十年代在上海教大学和办《涛声》杂志时,曾和鲁迅有过交往,多次宴聚,在鲁迅的日记和书简中有所记载。鲁迅有时还托他查一些资料,我记得的有鲁迅请他找《隋书》查隋炀帝“焚草”之变的出典。那时,徐懋庸寄住     

寻找鲁迅

偶尔在上海虹口游泳池下车,蓦然回首,鲁迅公园就在眼前,不由得和儿子一起进去了。三十多年前,我曾作为少先队员在鲁迅墓前献过花圈。记忆中,一进公园大门,就应该看见鲁迅的墓,看见鲁迅的塑像静静地坐在墓前,用沉思的目光注视着一切。然而这次进了公园,却只见满目的花,满目的树,看不见鲁迅的墓和塑像。莫非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出了差错?不过,既然这是鲁迅公园,那么鲁迅     

李俊民

李俊民汉族 1905年生,江苏南通人。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武昌市委宣传部长。三十年代以教书和写作为生,创作的《跋涉的人们》,曾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他还和台静农等同志一起筹组北方“左联”。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任“联抗”副司令、县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了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长,从此在文化战线工作至今。历任江苏省文化局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华书     

丁聪（1916～2009）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抗日战争时期,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从事画报编辑、舞台美术设计、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1945—1947年在上海发表过不少较有影响的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解放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从1979年《读书》创刊起,他的漫画专栏,20多年没有中断过。近二十多年来,他共出版了三十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二马》等众多作品插图,     

有感于编书三十年

回想自己三十载编书生涯,起步纯属偶然。20世纪70年代末有幸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开始关注鲁迅和郁达夫的友谊,又进而关注郁达夫其人其文,发现郁达夫留下不少关于鲁迅的文字,有回忆,     

鲁迅生前最后的照片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化的旗手鲁迅先生倡导和扶植下，开拓了我国新兴的木刻运动。一位名叫沙飞的革命学青年和木刻工作，认识了鲁迅，并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走上了从事摄影事业的道路。     

建议对鲁迅致日本人士书信的译文进行仔细的校订

在鲁迅写的大量书信当中,致日本人士的书信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现存的将近一百封信,特别是写给《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者增田涉和日本女歌人山木初枝的书信,对研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生活,都很有参考价值。早在一九五二年,上海出版公司就出版了吴元坎翻译的《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一九七五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林林翻译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同年该社又出版了李芒翻译的《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     

都市·女性·消费——《良友》画报时代标签初窥

大众传播媒体对都市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良友》画报作为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份大型综合画报,甫一出现就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画报立体的构造着这座大都会的语境与空间。本文以都市符号、女性叙事、消费文化为关键词对《良友》画报进行解读。     

出版业要"土改"--贾植芳先生访谈录

李士金:老师您曾经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又是胡风先生的好朋友,对解放前后几个时期都有深刻的体验和阅历,请您结合生平经历,谈谈对新闻、出版、编辑、学术研究等等方面的看法和认识。贾植芳:我就随便跟你谈谈吧,从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做官不行了,考进士不行了,就到上海写文章、搞翻译。从此以后,上海的文化市场很繁荣,出现了许多学术大家,出现了像鲁迅那样的文化伟人。我记得1934年上海的《申报》,高中学生都给它投稿,编辑看稿不看人,好的就用。我写的一篇文章不到两千字,给了我四块半银元稿费。当时鲁迅的稿子1000字15块银元,郭沫若1000字12块银元,郭沫若流亡日本回来后到上海滩投稿,他说鲁迅的稿子千字15元,我也要15元。现代书局对他说,你只能是12元,不能和鲁迅相比。三十年代,张春桥在上海也曾卖文为生。那时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名叫张静庐,他有个编辑部,招考助理编辑,一月30元。施蛰存主编一套国学珍本丛书,明清笔记小说要在该公司出版。张春桥投考了助编,老板就让张春桥标点笔记小说。标点了十几页,不行,文言水平不够。张静庐便婉辞张春桥说:张先生,公司的生意近来不好,连房租也交不起,你来不到一个礼拜,给你30元,考虑到...     

《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图鉴》序

赵延年先生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是我国现代版画艺术大师之一。在他八十大寿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图鉴》。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赵先生的版画创作,以鲁迅作品插图为多,已近200幅。他是我国版画界钻研鲁迅作品最为深刻,实践鲁迅木刻教言最为勤奋,获得艺术成就最为辉煌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以黑白为多。鲁迅说:“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他是我国黑白木刻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鲁迅先生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固然是因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但他还说过:版…     

《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鲁迅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鲁迅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学者,其媒介形象建构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文化人士的生活情貌,同时也折射了媒介本身在文化人物形象建构中的媒介意图。本文从"教育界"专栏对鲁迅私人生活和鲁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鲁迅作为文化表征的媒介形象建构进行了研究,得出鲁迅媒介形象的建构具有媒介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双层意义的结论。专栏对鲁迅的报道在丰富专栏内容,提升专栏文化品位的同时,背后深藏着专栏创造及诠释鲁迅作为文化表征之共享意义的媒介文化动因。     

探索与优化：智媒时代的上海出版文化空间

上海有着非常丰富的出版文化资源。文章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结构论为基础,将构成上海出版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予以梳理,分析其在智媒时代的传播现状和特点,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及策略,以期在有效传播上海出版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上海出版文化空间所蕴含的地方历史与城市文化。     

《读书生活》奋斗的两年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控制最严密的中心,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和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为打破这种“围剿”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反映。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从1933年下半年起,“左联”和“社联”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但是,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在1934年又陆续创办了一批     

国货宣传话语与近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形塑——以《机联会刊》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货运动的背景下,企业界为达到宣传国货的目标,将国货宣传话语与重塑青年的社会主题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青年文化。本文以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创办的国货行业刊物《机联会刊》为中心,试图揭示上述商业化力量在宣传国货的过程中对近代青年文化的建构。具体而言,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借助媒介渠道,将国货宣传话语嵌入青年的个体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性别讨论中,从道德思想、职业态度、家庭观念和性别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形塑和重构,试图打造出企业界期待的"国货青年",构成近代青年文化的特征之一。此种现象,扩充了对近代青年文化的多维理解。     

“日常鲁迅”

长期以来,学院派一直是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在鲁迅作品阐释与鲁迅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鲁迅在现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和广泛关注度,在学院派之外,“鲁迅”也被更多的群体所阅读所接受所评价。近年来,一些以“鲁迅”为书写对象的出版物相继进入读者的视野,显示出“鲁迅”传播的新特征。通过“日常鲁迅”的书写和塑造,人们一方面在拓展与深化着对“鲁迅”的认识,一方面借助“鲁迅”对日常生活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肯定。     

上海影响较大的抗日进步期刊

三十年代初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反共,对日本侵略者屈辱投降,形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号召。上海各阶层爱国人民纷纷响应,抗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文化、新闻出版工作中心。从1931年到1945年,上海地区的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创办了230多种抗日进步期刊,开展了声势     

“左联”的出版机构——湖风书局

去年,上海书店为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特地影印了曾经鲁迅选定、写序并设计封面的《夏娃日记》,原书系湖风书局于1931年10月出版。三十年代初创立的湖风书局虽是小书店,寿命也不久,但由于它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紧密相联,影响很大。阳翰笙同志称它:“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鲁迅先生当年委托李兰同志翻译《夏娃日记》,译者与湖风书局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为探索湖风书局的历史情况。我走访了李兰同志。     

山阴路上的红色记忆

正山阴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民国时期,不少左翼文化名人曾在这里安家,许多里程碑式的文化事件在这里发生。由于当年这一带属于"华洋杂处,五方会聚"地带,为那些热血文人带来了相对而言的安全,无形中成了左翼作家的安全港。政府管理的松弛加上便利交通和适中的生活消费,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动中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上世纪30年代山阴路上曾活跃着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内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见证了近代上海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征集的新思路

藏品是博物馆、纪念馆的物质基础,是提高宣传、陈列和研究工作质量的关键。两年多来,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的重视与关怀下,我馆的藏品征集工作,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开拓新思路,采取新措施,征集了一大批文物、资料,其中有文稿、书信、墨迹、珍贵图书和重要照片等,这是十分可喜的收获,在我馆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馆藏品的征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鲁迅文稿、书信等,来自同时代友人的捐赠;二、三十年代的书、刊,大多从上海旧书店购得。但在‘文革”后的若干年间,藏品的征集遇到了新问题。因此…     

为了文化、为了抗争——鲁迅的出版行为

鲁迅在上海过的是一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靠卖文为生,“著书亦为稻粮谋”。置身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要保持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又要冲破国民党的文网最终得以发表,还要考虑到出版商的利益,当鲁迅执笔为文的时候,顾虑可谓多矣。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形象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