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开车的汽车业记者

仅仅一年多前，《金融时报》让我接手北美汽车专访业务，我没敢说“不”。这似乎是个极好的机遇，此外，刚进入报社三个月就说“不”似乎也并非明智之举。     

我喜欢做噩梦

我是一个生活态度很随便的人,就是广州人讲的“煮来你就吃吧”那种人,什么都无所谓。不喜欢争输赢,人家下棋争个你死我活的,为了一个棋吵得面红耳赤,我觉得自己认输就好了嘛,又有什么关系。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不知道奖励我什么东西,买了一支好钢笔给我。我哥哥一看就喜欢,我说你拿去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非要不可的。女人也是这样。人家问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说最首要的条件是她要喜欢我,她不喜欢我,我喜欢她有啥用？     

用群众语言写稿

我到江苏省江阴县访问养猪模范李仁林。我说:“猪为六畜之首,养猪工作太重要了!”他说:“养了三年猪,田里旺得不可知。养猪,可以肥田。”“种田不养猪,等于秀才不读书。不养猪,就要荒田。”我说:“养猪,饲料问题是第一位的。”他说:“养猪,首先要抓饲料。人不给猪吃,猪就不给人吃。”我说:“这猪养得真好!又肥又大。”他说:“你看这猪,滚瓜溜圆,肚子拖地。看见人走到跟     

范匡夫引我入新闻门

《解放军报》前一时期突出宣传的先进个人典型——金华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范匡夫,他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我的入党介绍人。十六七年知心朋友,他的个性,他身上发生过的好事、趣事等自然有许多可说,这里只说他带我从事新闻报道的往事。　　那是我刚从地方特招入伍之时,匡夫是我所在军部的宣传处长,我是新闻干事。我自认为自己在地方上便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很不把“本报讯”之类的豆腐干文章当回事。但是,一方面当成“小菜一碟”,一方面又不得不写上几篇新闻稿应付工作。匡夫对此很为难,批评我吧,我是“专家”,嘴巴比他老;不批…     

从小泥瓦匠到大律师

饱尝艰辛,立志改写人生路今年29岁的彭勇1976年出生在乐山市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1991年夏天,彭勇以出色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可他却选择了退学。因为彭勇的哥哥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家里实在没有钱供兄弟俩同时上高中。“爸、妈,我去打工吧,等我挣了钱再回来上学。”他话音刚落,就遭到哥哥的反对:“不行,你还小,我是哥哥,要打工也应该我去。”看见兄弟俩争执不让,母亲曾骏泉落泪了:“你们都是懂事的孩子,如果不是家里太穷,真应该都去上学啊……”为了不再让母亲难受,彭勇把哥哥拉到屋外,小声说:“哥,你就要考大学了,可不能让爸爸妈妈失望啊……我去打工,你将来挣了钱再供我上学。”弟弟的深明大义终于说服了哥哥:“勇子,这就苦了你了。”     

孔庆东 背着书包上学堂

读过孔庆东文章的人都觉得他很幽默,但他在最近出版的新著《空山疯语》的卷首,却一本正经地宣称:“我不幽默。”他说:“我自己写的文章,一向以有立场、有个性自负,所谓的‘幽默’,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总之,是为     

“对不起”真有用

上午做完课间操,我正准备回教室,刚走到楼梯中间,只见从楼上匆匆地跑下来一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躲开,就被撞倒了,一直滚到楼下。我很生气,刚要开口骂他,他急忙把我扶起来,嘴里说着:“对不起。”不知为什么,我听了这话,就没有那么生气了,也不由自主地说:“没关系。”一场一触即发的吵骂,就这样无声无息了。我一边拍着灰尘,一边想“对不起”这三个字的作用还真不小哩。我们有的同学经常失礼不道歉,还无理搅三分,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好汉。其实,同学之间没有啥大不了的矛盾,互相谦让点,啥事都好办。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对不起”与“没关系”…     

悲莫悲兮永别离——悼念温济泽同志

今年春节过后,我打电话给温济泽同志:“前几天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团聚,你为什么不去呢?我四处找不到你。”他说:“不是我不去,是不让我去,不邀请我,我怎么去呢?”我以为他开玩笑:“谁不让你去开会,你真是。”他在电话上简单说了几句经过,原来不久前他参加了一次周扬纪念会,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胡乔木,还点了什么人的名,他说他对乔木同志从来尊重,“但是人总有缺点,就批评不得,这个风气怎么得了。所以记协的会就不通知我了。既然不请我,我也不好去了。”我放下电话,沉默很久。像温济泽这样一个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老同志,居然因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另眼相看,这是何苦!每年春节全国记协的老新闻工作者联欢会,温济泽每次必到,有时候他还讲几句话,今年却是少见的一次缺席。     

他敢于同不正之风斗争——记人民日报记者王艾生

一场争论发生在太原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个年轻人摇头晃脑地对身旁的人说:“人民日报记者王艾生真混,人家多住房他也管。”身旁的那个人答话:“多占住房不合理,我看记者揭发得对。”那个年轻人正要反驳,又一位乘客风趣地说:“记者‘投资’几张稿纸,省直机关的处长就退出多占住房四千多平方米,等于新盖一百几十套住房,经济效益真高啊!”话声刚落,乘客们哄然大笑。笑者中就有王艾生。他是人民日报驻山西     

自甘作嫁 愿意清贫

人过50岁,大家称中老年人,也就不脸红地往《老编辑甘苦谈》栏目投上稿件。但严格说来,我算不上老编辑,因为我从事编辑工作仅有十个年头。我原来做的工作主要是与显微镜打交道。我喜欢文静、细致的工作,调入中国地质大学后,面对工作的选择,我挑选了出版社。 当时出版社刚成立一年,正处于艰难的创业阶段。与社长的第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说,“编辑是为人作嫁的工作”,“我们出版社是很清贫的”,是否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是     

对“时评家”的N个比方

围棋界元老华以刚是上海人,后来长年生活在北京。他说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家水管坏了,请北京的熟人来修。在修理中需要旁人拧个螺帽,那师傅说:“老华,往北拧!”华以刚虽在自己家里,一时却找不着北。为此,华老感叹:北京人有关东南西北的方位感特强,而上海人对前后左右的空间感特别敏感。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时评家们在议论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时,通常能分得清“前后左右”,但倘若放到更大的思想语境中,就往往“找不着北”了。这是因为他们“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小道理”(庄周:《齐人物论》)。不懂大道理者所讲的小道理,大抵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鸡零狗碎、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自欺欺人的忸怩作态。这种“道理”,不讲也罢!     

记者的“身后”是什么？

从高校退休的邻居张教授是个特别认真仔细的人。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们记者的‘身后’是什么?”我一时被问得糊里糊涂。他见我搞不明白又笑着说道:“你们在搞新闻报道,常常有个记者对着镜头作一段开场白。”“那叫现场报道,”我插嘴解释。他说:“对!就在这个现场报道中,十有八九的记者都说,‘我的身后’怎么怎么着。”张老怕我不信,边说边拿出他的记录给我看:某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淡》播出的《悉尼——另一个赛场》,报道北京在悉尼申奥情况。记者张洁面对镜头介绍说:“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     

带着成果庆祝结婚纪念日

今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恰逢周六。一大早,老公赶着问：“今天怎么庆祝？我请吃饭怎么样？”我说：“好啊,咱俩上哪去？”他听了顿了顿,说：“只有咱俩吗？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吧!”我瞟了他一眼：“庆祝结婚纪念日带孩子好吗？这日子,不都是两个人去浪漫一下吗？”他嘻皮笑脸地回答：“既然是庆祝,当然要带着成果了,没有成果怎么叫庆祝呢!”于是,我们就带着三个“成果”一起去吃饭了。     

珍惜神圣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神圣”这两个字了。克朗凯特很了不起,是美国大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完全有资格在节目主持人的权限以外谋求更多的权力,他有这样巨大的公众威望和关系网。然而他没有那么做。他以良好的职业素质抵制了各种诱惑。由此他被美国公众称为“最受信任的人”、“最正直的人”。他因为“具有不利用自己权力的品质而被载入史册”。难怪基辛格说:“当我想表达—个观点时,我打电话通知的第一批人中就有克朗凯特”。     

用笔交流 用情沟通——小学生心理个案分析

小刘（化名）男,10岁,小学三年级学生,成绩优异,善于表现自己。父母经商,收入较高,因此家庭条件优越。家里还有个亲哥哥,哥哥在读外地读书,家里就只剩了他一个儿子,加上该生天资聪颖,反映灵敏,家里对他百般疼惜。刚转到班上时,由于该生年龄偏大的原因,做事情非常灵性,因此老师器重他,同学崇拜他。但是长久的宠爱下来,该生变得目无他人,我行我素,上课开始不专心。老师开始不断地找他谈话,同学渐渐疏远他,他性格变得很怪,任何人不能批评他做错的事情,只能表扬他。只要有哪个老师批评了他,他立刻采取“行动”, 而且从来不会说“对不起”。     

做时代船头的瞭望者──报告文学写作断想

有一位杂志的编辑曾在电话中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怎么专写敏感的题材？”我回敬他一句：“我如果不敏感怎么当记者？”他马上举手投降：“那是,那是。”我其实知道,他的本意不是说不要写敏感的题材,而是要把握在一定的“度’上,太敏感了不好办。怎么就说中国人活得太累呢？（是心理上太累）干什么事都是“既要”“又不要”。否则,就说你偏激。这个“度”,或许就是中国的老祖宗所发明的“中庸”。自然,这里面或许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咱们且不去研究。我所着急的是,这个“中庸”为什么会把中国人整得于什么事情都是不前不后,不紧…     

坑中人

有个人不慎掉进坑里，爬不上来了。他高声呼喊求救。 一个主观主义者来到坑边，说：“我很同情你的不幸，待在下边不大好受。” 一个客观主义者来到坑边，说：“有人会掉下去这是合乎逻辑的。” 一个物理学家计算了此人掉进坑的方式和坠落速度。 一个教育学家说：“你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掉在坑里了。”[第一段]     

与采访对象交朋友

记得我刚当报道员那阵子，一连发稿百余篇，都石沉大海、咨无音讯。正在我感叹“自己不是那块料”时，一位老报道员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六连有个战士被团里树为“学雷锋标兵”。可当我抓住这条线索去采访他时，他却不大愿意讲自己的事。怎么办呢？第一步，我先与他交朋友，从闲谈中索取报道所需的素材。后来随着友情日益加深，我又展开了第二步，通过深入谈心，他终于向我道出了对谁也没讲的心里话。原来，他父亲早逝，哥哥先天性聋哑，家中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与他母亲的那一封封“教子…     

“投稿派”

叶圣陶老先生说自己是个“投稿派”,他不轻易答应编辑的约稿,有了合适的稿件却会主动给你送上门来。有次我随丁景唐先生一起,专程到他府上拜访,请他就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写篇东西,他连连拱手说“不行,不行”。我们再三恳请,他还是婉言推辞:“我可以考虑考虑,但不能接受约稿。”直到送我们出门时,叶老还风趣地说:“我可是一个铜板也不欠呵!要是答应下     

品味长沙

两个讲着长沙话的青年哥哥在路上走，他们的前面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胳肢窝里挟着一个讨饭的碗。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赌一碗面，去要那个叫花子自己把那只碗打烂。我当时觉得这赌注像纸变钱一样难。谁知另一个长沙的听了问：“真的赌一碗面?”先前那个长沙的说：“千真万确!”担心赌注不真实的那个说了句“看我的”便小跑上前，到了叫花子身边，右手朝乞丐肩上一搭，他乡遇故知的话语热腾腾地出来：“叫花子哥哥吨，你还有赶回家去呀，你屋里娘老子病得脑壳只剩咯大了”，他边说边将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合起来做成个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