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视野下晚清报刊论政观念的本土化建构

晚清时期,在清议观念影响下,报刊论政观念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与西方现代言论观念产生重要区别。中国传统清议相关思想资源被应用于阐述报刊论政问题,以强化办报论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代报刊论政活动被类比为传统清议行为,在此视野下,报刊论政不再被强调为一种监督政治的现代民主实践,而被描述为契合中国文化语境和政治现实的传播行为。现代报刊言论观念因此被改变了其原质,由此阻滞了国人对现代报刊设施及其运行机理的准确理解。     

言论报国 文统未绝——读《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及其思考

袁新洁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一书,探寻和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的舆论思想、新闻精神富于启发。     

言论报国文统未绝——读《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及其思考

袁新洁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一书,探寻和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的舆论思想、新闻精神富于启发.     

新记《大公报》的亚政治文化传播

新记大公报人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积极践履“文人论政”的政治文化理想。这个群体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组织或团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不党”的共同政治价值取向规范下显示出某种政治群体或派系的特性,从而具有亚政治文化特性。新记大公报人更以《大公报》为舆论阵地,积极传播其自成一体的以“文人论政”为核心的亚政治文化观。     

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

新闻与文学剪不断的"暧昧"争议由来已久,在既往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新闻的要素和特点。在中国近代的大背景之下,"文人论政"传统的迁移过程恰恰见证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转型过程。"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文人"正是通过在不同阶段角色的持续性转变促成了文学到新闻的迁移。虽然"文人论政"随着历史的延展渐趋消逝,但中国文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一页篇章,也对反思当下新闻界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所助益和启示。     

论西汉政论兴盛的政治背景与条件

西汉政论散文的兴盛既是对先秦以来诸子论政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汉代新的政治形态的产物.西汉政治较为开放,君主鼓励为臣者发表各种不同观点,而西汉今文博士制度的设立,使得廷议之风更加兴盛,而这正是政论散文兴起的重要条件.     

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民营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任何报人办报，总以一定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比较注意民众的呼声，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理论的王霸观

伦理政治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模式,王道和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这一王霸观演绎了由分歧、对立最终走向综合的思想历程。这一认识成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胡适方法的实践性考察

主要考察胡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提出核心概念“胡适方法”作为新的观照角度,通过对胡适终生提倡并在为学、论政时实际运思的“方法”的梳理和分析,最后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向度上厘定胡适在中国学术建设、政治建设和民族思维建设现代化努力上的奠基之功.     

传统谱学在晚唐党争结局中的衰落

谱学属史学别支,谱系之作实为历史档案。居官、婚嫁均以此为主要参考,政治作用较强。晚唐宫廷政治中的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数十年间的牛李党争结局,使得谱学逐步衰微。     

《帝王略论》中的两汉皇帝论

《帝王略论》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历代帝王为政得失及君德素养的讨论,其中卷二涉及对两汉时期14位重要帝王的评价,通过比较来判定其政绩高下,这些论断语言平实,观点中肯,体现了唐初政治家的历史卓识和政治智慧,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     

唐代帝王在宫廷音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繁荣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等诸多原因,在皇权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帝王时代,封建帝王对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以及对音乐的喜爱都决定宫廷音乐发展的成败。文中对唐代初、中、晚期有代表性的几位帝王对宫廷音乐所做的贡献进行分析,围绕他们在宫廷音乐发展中的事迹展开论述,从宫廷音乐创建、繁荣以及走向衰落的全过程进一步说明唐代帝王在宫廷音乐发展中所起作用。     

从《北齐书》看作者李百药的历史观

唐初著名史家李百药奉诏修撰的《北齐书》,记载了东魏、北齐两朝44年的兴亡史。该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观、皇朝德运观、历史盛衰观,分别体现了作者关于历史起源、历史过程、历史动力问题的认识,这既是对唐以前纪传体史书编纂传统的继承,又反映出唐初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诉求。总结李百药历史观的内涵及形成脉络,对于深化李百药史学思想研究,了解唐初政治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旧唐书》武元衡遇刺时间之勘误

武元衡是唐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两次出任宰相,在第二次宰相任上为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所遣的刺客刺杀。关于武元衡遇刺的时间,《旧唐书》记载有抵牾。以武元衡遇刺的历史背景、遇刺经过及史料记载为考察对象,考证出其遇刺时间为元和十年六月初三,即西历815年7月13日,从而纠正了《旧唐书》所载之误。     

论南朝帝王的诗歌创作

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南朝帝王多数擅长诗文，而且在文人集团当中充当领袖的角色，引导着南朝诗歌的发展走向；所作诗歌题材较为广泛，语言精致，风格轻柔，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考辨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原因复杂。笔者勘定相关史料,通过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得出主要原因有关中不足,扬立国威、宣化王略,游乐,征战高丽,封禅等原因。     

唐后期的军赏运作

唐廷以逾于常时的军赏奖酬军功,加速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其后,唐廷为了在藩镇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维护统治权威,将与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密切关联的军赏拓展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利用军赏着力建设中央嫡系武装——神策军,并在以"两税法"削弱了地方财权后,倚之加强对藩镇军政的控制。此外,唐廷还尝试以军赏配合政治运作绥靖河朔骄藩,并在强藩坐大时,以其维护朝廷的安全。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政策析论

＂丝绸之路＂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与外界联系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隋唐时期是丝路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隋朝采取军事和政治方针,拓展西北疆域,建立对西域发展贸易的商镇、军镇;派重臣裴矩在河西走廊进行招商活动,扩大隋与西域、中亚、波斯的经济联系,积极发展丝路贸易。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中,以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保障了丝路的畅通。中原政府在丝路广设驿站、推行＂过所＂、＂公验＂等制度,其丝路贸易管理政策在隋朝基础上有所完善和发展,直接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全面繁荣。     

论道教对唐初政治典制的影响

道教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君臣之道理论、道教的政治理性、御史监察制度和道教与唐代政治的关系调适上。本文从道教与唐代政治关系的视域进行分析,它将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唐代政治清明和臣子的力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