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的百年巴金

[开栏语]巴金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在的呼喊。正如他自述所言:“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用“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涯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     

巴金忏悔意识的流变

巴金忏悔意识的产生,是受卢梭、民粹派和托尔斯泰的影响,他的忏悔意识的流变,可分为三个层面：作品中主人公的忏悔及作家本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尾悔,是忏悔的人的忏悔;忏悔意识与忏悔主体的分离理从忏悔的人到忏悔的奴隶的倒退;主体意识的回归,是从忏悔的奴隶回复为忏悔的人,再到人的忏悔的过渡。     

对现代人格的追慕和呼唤──巴金小说中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人格美

对现代人格的追慕和呼唤──巴金小说中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人格美贾玉民一在巴金小说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按人格体系来分，基本上由三种模式构成：一是极端自我扩张的权威人格，即以高老太爷、冯乐山为代表的封建专制者；二是自我压缩型的人格，以高觉新、周如水、汪文宣为典...     

卢梭《忏悔录》对巴金思想及《随想录》的影响

卢梭在《忏悔录》中赤裸裸地暴露自己,追求平等与自由,巴金在《随想录》中反思自己、剖析自己,探求真理。两位老人都在自己晚年写下这样一部坦率真诚的巨著,本文从写作背景、忏悔意识和创作动机三方面对这两部巨著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探求其内在联系,追求人类美好智慧与品德。     

巴金与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的比较研究

忏悔意识是巴金和托尔斯泰思想中的重要因素,其形成与发展的轨迹贯穿在两位作家的一些主要作品之中。通过对二人忏悔意识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在思想的层面分析巴金与托尔斯泰创作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透视他们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特征,并且有助于深刻了解他们各自的创作风貌。     

一曲“孝”的挽歌——也论巴金的《家》

<正>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现代意识对中国漫长的封建家族文化作出全面而深刻反省的,巴金是第一位。巴金以其家庭题材系列小说(《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向人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封建大家庭瓦解、崩溃的整个过程,而《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巴金的《家》为整个封建家族文化唱了一曲“孝”的挽歌,同时也为整个封建家长专制制度唱了一曲挽歌。     

来自心灵世界的呼喊——再论《复活》与《家》

回顾巴金半个世界的艺术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受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深广的.巴金对托尔斯泰心仪已义,崇敬和仰慕俄罗斯文学.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巴金艺术借鉴的重心逐渐由西方作家左拉,罗曼·罗兰、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卢梭、雨果、莫泊桑转移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上.他说:“……过去的文人我比较喜欢的倒是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绥夫几个.”被高尔基誉为“人间上帝”的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农民立场上,总是以温和和善良的目光,穿越心灵的乌云,以博大深广的胸怀俯视着苦难的人间,对身受奴役的农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腐朽与堕落深恶痛绝,他无情地暴露、批判和鞭挞农奴制的罪恶,在黑暗的王国里碰     

甘蛰仙及其对陶学的贡献

甘蛰仙是二十世纪初期研究成果卓越的重要学者，而迄今国内学术界对甘蛰仙仍处在“零研究”状态。对于甘蛰仙其人，有以林纾为代表的揄扬派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揶揄派两种观点，揄扬派称美其才学，揶揄派贬抑其人品。甘蛰仙的《中国之托尔斯泰》是二十世纪早期的陶学专著，文章将陶渊明与托尔斯泰置于东西方双重文化视野中加以审视研究，其比较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是陶学史的新开创，其诸多研究成果在陶学史上都是新建树。     

世界高等教育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

在世纪更替之际，人类理性良知要求对过去的经历和未来前途做一回顾与展望。高等教育历来被誉为人类理性良知的代表，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对其自身的回顾和展望，对新世纪的人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新旧体制剧变之际，对世界高等教育加以回顾和展望，...     

编辑手记

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巴金老人与世长辞。这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走完了他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岁月,也给后世活着的人留下了不尽的怀念与思考。这位为鲁迅先生抬灵柩的人,一生恪守着真与爱的信念。他曾经彷徨过,胆怯过,但内心中澎湃着的真诚、理想、激情与勇气,还是让他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三座不朽的纪念碑:《家》、《随想录》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他所敬佩的老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卢梭是不老的”,其实,巴金老人同样也是不老的!因为他的手印已经永远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上。海德格尔说,雕塑就是把时间空间化。老人的手印就是…     

探究梭罗散文的生态思想内涵

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升,在文学界发起了生态思潮。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生态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成为显学。卢梭就是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学作家。本论文针对梭罗散文的生态思想内涵进行研究。     

论卢梭公民美德的人性基础

卢梭把良心视为人类美德的基础，把理性视为自利甚至自私的工具。因此，在他那里，理性、同情和良心都不是公民美德的基础。在社会状态下，人的基本情感是amourpropre，而amourpropre又包含虚荣和骄傲两种主要类型，虚荣心驱使人们通过获取财富和权势来赢得社会的荣誉和他人的尊重，而骄傲心则促使人们通过公民美德和功绩来赢得荣誉和尊重。因此，在卢梭那里，公民美德的人性基础是amour propre这一社会人的支配性情感中的健康类型——骄傲。     

公民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重塑——卢梭自由思想内在逻辑一致性分析

卢梭政治思想中的自由悖论问题是20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家争论的焦点。卢梭的政治思想与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具有很大的区别。卢梭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并非没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欲望和本性享受着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自由,而不是在一定范围内不受侵犯也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只有在人类签订社会契约,摆脱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时才可能出现。卢梭认为,个人的自由就是对代表公意的法律的遵守,而这种自由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卢梭这种对自由论证的逻辑并不存在矛盾,其关键点就在于人的自由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够实现。     

从卢梭的三种教育到“天性学校”的设想

卢梭在他的自然教育理论中提出人类的三种教育即天性的教育、人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分别得自“天性”、”人为”和“事物”三种来源，并强调天性的教育是人类教育的主轴，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必须围绕它而旋转，让三种教育力量协调一致，共促儿童和谐发展。这个教育理论在把教育对象即儿童提到教育的中心地位的同时，也承认了人和事物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当今教育同样意义重大。为此，作将在探究卢梭的三种教育力量的基础上，提出创建一种新型学校——“天性学校”的设想。     

从《安娜·卡列尼娜》看托尔斯泰对文明和理性的反思

托尔斯泰是一个深受卢梭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通过对安娜的肖像、杜丽与基蒂在理性和感情之间的两难选择、安娜与卡列宁不同人生取向的描述,表述了他对人的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对人性异化的深深忧虑。此外,托尔斯泰还通过列文所代表的乡村贵族与奥布隆斯基所代表的城市贵族的对比、对列文的生存环境和探索的描述,歌颂了美丽的自然和纯美的人性,表现了他对善和自然的推崇,对城市文明和理性的反思。     

移情在道德教育理论中的体现

卢梭要求培养孩子的道德和怜悯心。卢梭是性善论的提倡者，认为儿童生而具有善性，这是一切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他坚持认为人生来具有善性、有良心、能自爱和爱人。他得出人具有善性的结论主要依据人们对受苦受难的人产生怜悯、对受压迫的人给与保护、对不公正的暴力行为等恶行表示愤怒、对正义行为表示敬慕等。卢梭指出，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怜悯心是使我们设身处地与受害者共鸣的一种情感。所以为了使孩子变成一个有移情之心和怜悯心的人，就必须使他知道有一些跟他相同的人也遭受到他遭受过的痛苦，也感受到他曾经感到过的悲袁．还席该计他知道别人还有另外的痛苦和燕直。     

王阳明良知说与庄子学说的渊源

王阳明赋予“良知”宇宙万物本体的最高地位，把良知抽象化为一种先验的理念，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然而，他又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把良知说成一种自然本性。王阳明的良知说与庄子学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融合，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道、释思想为形上学之借用，把儒学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为官“三先”

“官者，民之公仆也”。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即是老百姓口中俗称的“官”。如何做一个新时期为群众所称道、所拥戴、所企盼的官，笔者认为，关键是要能把做官与做人、做事、做学问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做官先做人、做官先干事、做官先为学。     

人类解放与艺术拯救─—马尔库塞审美哲学述评

人类解放与艺术拯救─—马尔库塞审美哲学述评章启群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１８９８１９７９）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西方十大政治哲学家之一。他与马克思、毛泽东被称为“三Ｍ”，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文学的使命及文学发展的走向——兼就教于李洁非先生

(一)文学与正义责任感近年来,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先生反复呼吁:“文坛急需正义感?,文学要讲老百姓自已的故事.李先生说中国正以风狂的节奏,强悍的力度,在所有的领域发生着脱胎换骨的蜕变,他批评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作家耻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耻谈真善美,耻谈正义和良知,耻谈社会责任感.他希望作家举起正义和良知的大旗,希望作家承担起为老百姓说话的社会责任感.笔者却认为李先生的愿望是一厢情愿的.正义和良知的主题举不起当代文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