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曹魏屯田

浅论曹魏屯田赫连玉芳屯田并非从三国开始，早在秦汉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屯田主要局限在西北边境，只有军屯，规模小。三国时，屯田规模要大得多，不仅有军屯，而且还开始有民屯，屯田成了曹魏时期土地制度中很突出的特点。下面就曹魏屯田的有关问题略作述论。一、曹魏实行...     

《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的曹魏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在《序志》、《才略》等十四个篇目中论及了曹魏时期的文学批评，涉及到了三曹、刘祯、应场、应贞等众多文论家及其文论思想。虽然，刘勰对曹魏文学批评的总体状况不很满意，但涉及到具体文论家和文论著作时往往能客观地评价其得失，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文心雕龙》的曹魏文学批评之批评，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曹魏文论资料，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了解曹魏文学批评的窗口。     

简述曹魏迁都许昌的原因及对许昌的治理

通过黄巾起义发家的曹操,在不断地战争中有了统一天下的愿望。由于曹操的谋略、品行和军事才能,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在他们的协助下,曹操的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立的政权。建安元年,曹操建都许昌,以许昌为基点展开了统一天下的一系列军事征伐。曹魏政权对许昌也进行了一定的开发,一方面促进了许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天子都许”形成《三国演义》曹魏叙事的势能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天子都许”在《三国演义》曹魏一方叙事中产生的势能：一、总揽皇机，展示了曹操性格结构中的本体动能：二、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造就的位置势能；三、曹操弄权而引起的势能反弹；四、以“天子都许”贯穿始终，构建了曹魏叙事结构的生命形式。     

论“辛、陈、杜、赵”——曹魏颍川士人研究

《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云:“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这四位曹魏政权中的重要人物都是颍川郡人,他们和其他颍川士人一起,活跃在曹魏政治舞台上,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本文拟对这颍川四子作一探讨,以更好地了解颍川士人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三国演义》中的曹魏谋士集团

曹魏某团中的重要谋士荀彧、荷攸、郭嘉、贾诩、程显、刘晔应作为一个谋士集团来考察与把握，这个谋士集团在三国纷争时期特别是前期表现出超凡的才智，对曹魏的功业作出了贡献。对曹魏和这些谋士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罗贯中的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     

诸葛亮成才与襄阳隐士群体

诸葛亮隐居襄阳期间,结识了一群隐士,其中有隐居避乱,养性全身、不肯仕宦者如司马徽、庞德公,有隐居求学,关心时事、后来出仕曹魏的徐庶、庞统等人。诸葛亮与他们交往,深受影响,其成才与襄阳隐士群体密切相关。     

曹操的用人政策

曹操精于谋略,善于用人,打破东汉末年腐朽的选官制度,实行"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将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吸收进曹魏政权,让他们各施其能,各尽其才,为自身事业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善于用人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     

试论“魏氏三祖”相和歌辞的社会功能

魏氏三祖是曹魏时期相和歌辞的重要创作者,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其对相和歌的重视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从相和歌自汉末到魏初的发展变化和魏氏三祖相和歌辞的内容、范围、目的、来源以及应用的方法入手,阐述曹魏时期太祖武帝曹操、高祖文帝曹丕、烈祖明帝曹叡相和歌辞的主观和客观社会功能。     

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

本文试就曹魏政治上的派别,对曹魏政权的性质及其形成、演变情况,作些分析,以说明这种政治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曹魏政权何以转移与西晋以后大族政治何以出现。下分三部分谈。一曹操时期政治上两大派别的出现在曹操底下的官吏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集团存在:一为以汝颍人物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     

西晋初年政治氛围与《三国志》编撰

三国对峙之世,各家之间互争正统地位,政权源自曹魏的西晋统治者一方面需要肯定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以此来证明自身的正统地位;但另一方面,在西晋完成全国统一后,蜀、吴势力的影响消磨殆尽。而曹魏在当时的社会上仍残存有巨大影响力,司马氏统治者需要在舆论上为魏晋禅代进行合理的解释。陈寿《三国志》一书的编纂受此影响,其书虽侧重于赞扬曹魏的功业但贬低曹魏帝王的品德以及家族出身,以此来显示司马氏代魏的合理性。     

“竹林七贤”之“最”谈录

魏晋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那时玄风大畅,文人多崇尚自然、超然物外,他们率真任诞,追求行止姿容漂亮俊逸,喜饮酒服丹又好清谈,构成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而“竹林七贤”——曹魏末年经常在山阳竹林中聚会的七个人,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暗想于寂寂苍翠中,和人生几知己,酣歌痛饮,谈笑风生,该是何等畅快惬意之事!其实“七贤”都有过人的才华和渊博的学问,但却生不逢时,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曹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斗争得最激烈的时候,于是他们便干脆躲入竹林,过起了隐居生活。正是他们这种无意间心有灵犀的避世举动,而使“竹林”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放荡不羁、惊世骇俗或许只是对他们肤浅的认识——细细咀嚼他们的作品,在丹、酒、姿容、玄谈的表象后面,无不蕴含着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姿容的飘逸与内在的智慧、忧伤结合,使他们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范。也许他们的结局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特立独行的故事却总为后人津津乐道。如今,我们就来抛下些许沉重,一同来数数他们的“最”吧。——编者     

对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曹魏司隶校尉》的相关考证

司隶校尉为汉武帝初置,在东汉时期司隶校尉的地位日趋重要,担任着京师百官以及京畿地区的监察任务。在曹魏时代,因为都城的迁徙,司隶部改为司州,长官仍为司隶校尉,沿袭两汉设置,在曹魏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往往皇帝或者当权者非常信赖的官员才能担任此职,考察清楚曹魏时代司隶校尉的任职情况,也有助于了解曹魏时代的政治生活。     

读国学经典 做儒雅少年——走进亳州九中小学部

说起安徽省亳州市,你一定会联想到老子、曹操、华佗,联想到他们创造的闻名于世的道家文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等亳州特色文化。亳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人杰地灵的古都亳州,     

魏明帝曹睿高平陵的考古调查与初步研究

曹睿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第二代帝王,史言其葬地在汉魏洛阳城南90里处,亦即今存之万安山南麓、汝阳县境北部的魏明帝高平陵。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者对高平陵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其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该陵既与古人对"兆域"的选择有密切关系,又与曹魏政权仿效东汉葬制实行南北陵区相关,而"洛阳八关"之一的广成关的增设也是曹魏南陵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蠡测

曹魏的民屯制度是以许下屯田为试点,取得经验以后,才逐渐推广到其它地区的。曹魏筹建这个屯田基地的情况,在《三国志》卷一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中有约略的记载:     

“淮南三叛”与曹魏后期政局

“淮南三叛”是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其性质是曹魏集团地方力量在曹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转变中对司马氏集团的最后抗争。淮南之所以屡叛及其失败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继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后期政局转变的又一转折点。随着“三叛”的平定,“亡魏成晋”的局面最终形成。     

晋宋“文义”与谢诗“玄学尾巴”成因

从曹魏后期到晋宋之际,玄学经历了三个形态的变化。一是曹魏后期的"政治的玄学",二是西晋前期的"哲学的玄学",三是晋宋之际的"艺术的玄学"。以正始为代表的曹魏后期文学创作"有玄无文",以太康为代表的西晋前期文学创作"有文无玄",以陶、谢为代表的晋宋之际文学创作"有文有玄"。谢灵运就生活在"艺术的玄学"的时代,他不仅重"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且重"义",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其山水诗的"玄学尾巴"。     

曹魏加官制度研究

加官，即在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历代都有加官存在，曹魏时期，将军号用作奖励军功和提高品级、待遇的加官，其他加官如特进、侍中等继续作为加官使用，并显示出新的政治意义，这与官制的演变有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