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儒法斗争史研究”中的“考证”

一“四人帮”及其附和者曾经说,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始终有着儒法斗争,中国史也就是儒法斗争史。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贯串古今的儒法斗争。儒法斗争被“四人帮”及其附和者大大地夸张和绝对化了。“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史”,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阴谋。以上三点是人所共知的,不再作详细论证了。我们所要揭示的是:“四人帮”及其附和者如何炮制出“儒法斗争史”来的。     

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文言文教学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另搞一套,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借“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以“儒法斗争”取代历史上的全部阶级斗争,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他们捏造了一套以儒法划线的谬论,硬把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不同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分别挤进“儒”、“法”两个框子里去,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     

浅议荀子思想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但他授法入儒，外儒内法，以全新的“礼义”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封建地主阶级提出系统理论的思想家。他的“法后王”主张、“王道”“霸道”并用主张，为秦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司马迁的世界观与儒、道、法的关系

“四人邦’在文学史领域的最大危害,莫过于以儒法斗争的模式代替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四人帮”的荒谬论调影响下,一些文学史的编写者,便以儒法划线评论古代作家。在评论《史记》时,他们的特点是常把司马迁说成儒家加以贬责,当他们在事实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时,又给司马迁加点法家的光彩,或说他“推崇”了法家,或说他肯定了法家人物的功绩。他们在逻辑上的混乱,恰好否定了他们自己的儒法斗争的大前提,反而推出了儒法溶合的结论。事实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路是走不通的。     

影射史学的一个黑标本——揭露江青“批周公”的反革命实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打着“批儒”的幌子,大“批”所谓的“宰相儒”。在江青要“批”的各种“儒”中间,居然有一个早在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出世以前五、六百年的和“儒法斗争”毫不相干的人物——周公旦。江青恶狠狠地叫嚷要“批林批孔批周公”,把周公当作“宰相儒”来“批”。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必须层层揭开江青“批周公”的黑幕,还江青以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     

儒法斗争的历史真相

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拼命鼓吹从春秋时期起,就有了儒法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他们煞有其事地狂叫:“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是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所谓的这个“侧面”,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处不有,几千年来,一切政治集团、学术派别、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归儒则归法,于是阶级斗争史,就变成了儒法斗争史。这是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我国古代儒法斗争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必须弄个明白。     

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容篡改

近几年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假借“评法批儒”之名,所宣扬的一整套所谓“儒法斗争”的理论,完全是为其篡党夺权“开辟道路”的反动理论。这套理论的核心,是把具有特定时代阶级内容的“儒法斗争”无限扩张,变成影响“两千年来”中国历史,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他们不但把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纳入“儒法斗争”的范畴,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套上了“儒法斗争”的框框,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篡     

先秦时期教育领域里的儒法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教育领域里的斗争从来是同政治斗争密切相连的。先秦时期教育领域里的儒法斗争是这个时期儒法两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斗争的反映。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据先王之教,以礼为教,以儒为师”,还是“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两条教育路线进行的。     

“忠义之道”与传统文化

一、“忠义之道”:“阳儒阴法”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无疑是儒家的学说,它一直是统治阶级所推崇并用以“化民”的思想工具。但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又决非儒学一家所能支撑的,所谓“外儒内法”或‘阳儒明法”,就表明统治阶级是儒法兼用的,而就统治术而言,法家思想或许更起实际性作用。     

什么是儒家?什么是法家?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装做比谁都革命的样子,伪造儒法斗争史欺骗群众。他们耍了三个花招:一是把儒法斗争说成超时代超阶级的、贯串古今的一条线,为揪“现代大儒”找历史根据。二是把儒法斗争说成是无所不在的,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学、美术、     

论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两军对垒

发生在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在这次文学改革运动中,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尊法反儒派与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实际上,它是中唐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这场斗     

文学研究中“古为帮用”的突出一例——评“四人帮”对《宣和遗事》的评论

“四人邦”在历史研究中,竭力兜售“儒法斗争延续论”的黑货,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挥舞“儒法斗争”的大棒,随心所欲、任意褒贬,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毛主席关于《水浒》研究的指示发表后,“四人邦”千方百计地把评论《水浒》纳入其“儒法斗争”的轨道,随便将很多有价值的作品,判以“尊儒反法”的罪名,加上“宣扬投降主义”的帽子,进行全盘否定。作恶文苑,贻害不浅。他们对于《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的“评论”,就是突出的一例。     

论汉代的“霸王道杂之”

汉代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霸道还是王道,本来早有定论。汉宣帝刘询对汉元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表明汉代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既有霸道又有王道,是儒法兼有的。万恶的“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对汉代的历史肆意歪曲和捏造。胡说汉初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尊法反儒”,中期以后变为“尊儒反法”。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应还汉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思想面貌较复杂而具有多方面文学成就的大家,如何评价苏轼,是向来存有不少争议而需要继续研讨的课题。“四人帮”以“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儒法划线”代替阶级分析,给史学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也对评价苏轼这样较为复杂的大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正确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有必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苏,轼评价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展开讨论。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谈谈初步的看法。     

“春秋决狱”之内涵及其价值探析

“春秋决狱”是西汉中期统治者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以“原心定罪”为指导思想，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用儒家经义来指导司法实践的一种断案模式，对儒法两家的合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旌儒庙碑》和唐玄宗

《旌儒庙碑》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当年秦始皇坑儒的故址“坑儒乡”(今陕西临潼)建立儒庙时立的碑。它是唐玄宗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反动儒生鸣冤叫屈、扬幡招魂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历史上反映儒法斗争的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     

先秦儒法斗争浅见

前几年,“四人邦”导演“评法批儒”闹剧,炮制所谓贯串古今的“儒法斗争史”,一时间,把史学界搞得乌烟瘴气,是非颠倒。打倒“四人邦”,历史科学得解放。广大工农兵和史学工作者,愤怒声讨“四人邦”大搞古为邦用“影射史学”的滔天罪行,同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儒法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出现了不少有分析、有见解的文章,读之使人耳目一新,大受启发。笔者学习之余也有几点粗浅想法,写出来以求教于史学界。     

董仲舒思想外儒内法考论

董仲舒《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所言表面上是儒家的思想,细按之,其本质上皆为法家之思想。董仲舒思想的本质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泛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意蕴

柳宗元兼取儒、释、道众家之长 ,主张“统合儒释”,“以佛济儒”,其思想杂合 ,但以儒为主。受这种思想支配 ,其散文既有抨击时弊、鞭鞑权贵的惊世精品 ,又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山水名篇。他的散文是我国古代文化苑囿中盛开的一朵奇葩     

从《大学》探究儒家思孟学派的教育思想

一根据《韩非子·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可见自孔子死后,直至战国末期,儒家派别甚多。但八派之中,影响后世最大者,厥惟孙氏(荀卿)之儒与孟氏(孟轲)之儒。而孟子上与子思(孔伋)之儒、下与乐正氏(乐正克)之儒都有师承关系,所以从子思经过孟子再到乐正克,就形成所谓“思孟学派”。思孟学派的主要精神何在,可由孟子与荀子学说要点的对照比较而得知。我们知道,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和“礼”。从唯物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的思想的是荀子;从唯心方面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的是孟子。孔子论人性,只讲“性相近,习相远”。荀子则以为人性本恶,因而注重“礼义法正”的外部约束;孟子则以为人性本善,因而注重“善端扩充”的内部省察。应用到教育方法上,荀子注重“师法权威”,孟子则注重“启发诱导”。因此,孟子的思想,大体说来,其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从性善论出发的),其方法是内省的(甚至是神秘的)。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