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气漫漫溢九州——论王昙的诗歌创作

王昙是乾嘉时期一位富有特色的诗人,好奇为人,好奇为诗,仡傺不平之气郁结胸中,发而为诗,以奇著称。良士不遇,慷慨悲歌,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不幸。从诗人的性格特征和时代背景研究出发,探讨王昙诗歌的内容特征和写作特色,并对其诗歌特色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山谷诗艺术结构探析

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这段话含义有二:1、苏轼勇于创新,开始于宋调,至山容乃告大成,与唐调迥别。古今学界主要从山谷诗的句法、字法、格调、用典、风格等方面来观照宋诗面貌。实际上,宋诗与唐诗迥别不仅仅在此,其中山谷诗的艺术结构与唐诗结构殊异也比较突出。这一点已为清代方东树和今人陈永正所察,但前者言之琐碎,未成系统;     

个性化:山谷诗的审美追求定位

关于山谷诗的审美核心,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山谷诗的审美追求最终定位于“个性化”,而所谓“绝俗”、“求奇”、“新变”云云,不过是个性化的外在形式。独创是艺术生命,而个性化则是独创的具体显现。点铁成金,是山谷为反对蹈袭,张扬个性而发的口号;去陈反俗,是山谷诗个性化追求的一贯标的;瘦硬新奇,是山谷诗在个性化追求中所形成的风格;即便是山谷诗存在的某些缺陷,也依然是个性化追求的伴生物。     

清美与豪放——试论毛滂的诗风及其成因

由于种种原因,毛滂在过去鲜为大众所知。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毛滂的词日益受到关注。除此之外,他的诗也是有成就的,事实上毛滂的诗在当时即受到苏轼的赞赏,而清代四库馆臣对其诗也有很高的评价。其诗总的来说体现了清美与豪放的风格,这两种风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深层成因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坎坷的遭遇分不开,如果说清美风格的形成同超越卑俗有关的话,那么豪放风格的形成则同宣泄苦闷有关。     

陶渊明与李白诗歌酒意象之比较

从意象角度出发,探究陶、李二人饮酒诗中酒象的异样性,进一步分析两人于各自创作中形成了怎样的诗酒风格、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同时,对二人诗歌酒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比较说明。二者均豁达开朗,追求自由境界。陶诗酒象平淡冲和,李诗酒象隽永飘逸;陶饮酒诗具有现实性,李饮酒诗具有浪漫性。由此,认识两者在追求诗意人生时所持的不同审美理想。     

论山谷词

黄庭坚的学创作活动以哲宗元祐中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创作时段，前段主要是将精力投入于诗歌的创作；后段则以词和笔札为主，词作为重要的交际应酬工具，发挥着前此诗所具有的功能，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转换。这种转换，表面上只是诗与词两种不同体之间互动的变换，在以前和同时人创作中或多或少有过表现，但象黄庭坚这样刻意为之是仅有的，势必在词的方面深深地烙上了其诗的某些特性。从内容到创作构思、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黄庭坚的诗法理论及审美理念都对其后期词的创作有所渗透表现。     

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发现了其许多长处，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山谷词为"著腔子唱好诗"释

晁补之谓山谷词为“著腔子唱好诗”，明晰地指出了山谷词与东坡词一样有“以诗为词”的特征。通过山谷词特别是蜀中词与山谷诗的对比，可以得出山谷词“以诗为词”的具体内涵：有以词代诗言志的倾向；具有与诗一样的生新奇崛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山谷诗词也有相似之处，如，善于化用前人诗句和典故人词，山谷词也常有奇崛的比喻。精警的字眼，骤转的章法。     

匠心独运 自成高格——论姜夔诗词的相互影响

姜夔将江西诗法与晚唐绝句熔入一炉,使诗具词体,形成风神远韵的审美特质。他又以江西诗法入词,形成清劲峭拔的风格。诗词的互动影响,大大提高了各自的表现力。姜夔的开拓之功实不可没。     

论山谷诗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出处之僻,山谷诗的这个特点,除主观原因外,与诗人客观条件有关,即由于印刷术的演进,宋朝的文化典籍比前代更为普及,本文对山谷诗用典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蔡襄开启了宋闽诗新风

阐析北宋名臣蔡裹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清道粹美的风格特色。指出蔡襄诗歌最具宋诗特色，是闽中最早确立宋调的诗人。     

论刘桢五言诗的“爱奇”

刘桢“仗气爱奇”,写成了“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不朽诗篇。这既与其自身的浩然正气有着联系,也和他“爱奇”有很大关系。他仗着自己的博学多才,率直成诗,有意无意间追求比兴的奇瑰、章法的奇巧和用语的奇壮,构成了其诗的奇伟之势,奠定了他在五言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旁及后来诗人。     

郑珍诗歌艺术风格的审美特征

郑珍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样,令人品读不厌。从青年到老年,诗风有三变：早期的奇奥峭折,中期的酸涩苍郁,晚期的平淡淳厚。三者又互相溶函,形成“淳厚酸涩”的总体风格,成为晚清时代诗风的代表。     

诗学与修辞学的统一——解读亚里士多德诗学文体论

亚里士多德诗学文体论是他修辞学文体论的一部分,其指涉的具体内容是如何说,亦即如何正确使用和驾驭语言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正确性、明晰性和适合性是一般文体的特点,而明晰不流于平淡则是文学作品文体的特色,其中隐喻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文体论的核心。     

论徐祯卿的诗歌与诗论

徐祯卿的诗歌创作,以登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所作,沈酣六朝绮艳诗风;登第后与李梦阳等交游,改趋汉魏、盛唐,兼有南北诗风之长。其乐府诗、送别诗、抒怀诗尤多佳制。其诗论著作《谈艺录》虽仅四千多字。但论“诗之源”与“诗之流”、“因质开文”与“因情立格”、“广其资”与“参其变”诸问题,均具卓识。     

市民词与士林词的艺术探微——以柳永词、苏轼词为例

柳永与苏轼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在宋型文化的普遍意义上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俗与雅,市民与士林,边缘与正统。然而同处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他们的词既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也注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也正是因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存在。     

吴嘉纪诗歌“渐失本色”之考辨

吴嘉纪诗歌"渐失本色"问题在清代就一直是众多诗家、学者争论的焦点。对此问题,今人亦有不同的看法。从王渔洋所指的"本色"内涵及吴野人的为人、为诗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野人未失"本色"。尽管王渔洋的"渐失本色"说并非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却道出了吴野人生存方式和创作心态上发生变化的事实,并且对我们研究吴嘉纪乃至整个遗民群体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心态变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中的作用

兼帝王之尊和诗坛领袖的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出了“非轻侧之论”,有利于抵制南方的柔靡诗风．在创作上追求“典丽”．有利于纠正隋文帝“斫雕为朴”的消极影响;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南北诗风的融合;最后．他招揽大批南北文人．与他们互相唱和．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价．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杜甫诗歌的意境探微

意境说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出现的，从唐朝诗歌的创造看，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高峰，唐诗的意境创造也是一个跨时代的超越，此时代的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在诗歌艺术上能够吸取和总结前人的成就，融合众长，兼备诸体，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诗歌在意境上，更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     

闻一多与中国新诗格律化

闻一多的诗歌之旅,始于旧诗,更为新诗,归于新诗格律化。其《诗的格律》旨在匡正时弊,救治新诗,于新诗格律化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中国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古典加民歌式的三顿体,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歌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