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梅利比的故事》中的基督教因素

国内学者多认为乔叟是一位人文主义思想者,其作品具有反宗教的性质。文章通过分析《坎特伯雷故事》中“梅利比的故事”,阐述该故事中的《圣经》典故、原型及思想,以说明乔叟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及其对基督教因素的吸收。     

《坎特伯雷故事》与《圣经》

国内学者多认为乔叟是一位人文主义思想者,其作品具有反宗教的性质.本文尝试从艺术、思想和结构等方面分析《坎特伯雷故事》与《圣经》的关系,以阐述《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圣经》典故、原型及思想,说明乔叟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及其对基督教因素的吸收.     

兄长（节选）

我认为,梁晓声的《兄长》不仅仅写了“我”和哥哥几十年的故事,也写了像“我”、“哥哥”以及“我们全家人”等等普通人经历苦难、拯救灵魂的一种矛盾、一种挣扎,正是“兄长就是一个家庭的好班长”的信念,才导致了哥哥48年饱受痛苦折磨的悲剧发生,,而像“哥哥”这样的悲剧肯定不止一起。     

多重宗教指涉背后的信仰危机和审美救赎——王尔德《斯芬克斯》解读

王尔德《斯芬克斯》一诗铺陈夸饰、用典迭出、晦涩难懂.层见选出的多重宗教指涉是该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一把钥匙.王尔德通过对基督教、异教等多重宗教的否认,展示出一个信仰的荒原,又通过将多重宗教相互交融嵌合,构建起以“美”为教义的审美化的宗教,反映其欲通过“审美救赎”拯救信仰缺乏、精神贫瘠的维多利亚时...     

是“中间人物”,还是“多余的人”?——就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与刘奉光同志商榷

奥涅金,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问世以来,人们对他的评论众说纷纭。《齐鲁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刘奉光《是中间人物,不是“多余的人”——谈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的社会意义》一文认为,奥涅金不是“多余的人”,而是一个“中间人物”。其理由是:一、“多余的人”是一种超阶级的提法;二、“多余的人”提法不符合小说实际。在近年来我国的奥涅金形象探讨中,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然     

“多余人”形象浅析

“多余人”是出现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总称。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奥涅金是其中的第一个。其后有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的彼巧林,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把他们称作“多余人”是因为如赫尔岑所说,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方面”,他们在他们“所处的范围内是多余的人”。     

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是英国丈学的奠基之作，它是框架故事集的“承旧启新”，它大大拓展了英国文学的体裁，它的现实主义写作展现了14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它更是宗教情怀和人文主义的混合体。乔叟通过《坎特伯雷故事集》，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创作才华。     

漫谈中国新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洗清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即直接导致原罪说,这种宗教意识渗入文学中,于是有了古斯丁与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一系列忏悔意识强烈的作品与一个个忏悔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又多是知识分子。而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崇尚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较为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文学作品中也缺乏忏悔意识,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拯救民族而至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打动了人们。《莺莺传》中张生虽有反省,但却把责任推向“女人是祸水”,对自己的始乱终弃用“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便推得干干净净。     

读《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有感

“我力图创造出一种融哲学的理趣、散文的韵致和宗教的情怀于一体的表述风格。因此,我更愿意用心来写一点文字,让读者读出启迪之外的一点激动,一点推动,一点感动;读出一种情怀,一种心境,一种胸襟,读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这一串文字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本书也牢牢地拴住了我的视线,它就是肖川先生所著《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多余人”笔下的“多余人”

“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这是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一文中所写到的，我觉得这种提法也适应于曹雪芹。当然，这里所涉及到的“多余人”一词，并非完全套用俄罗斯文学中的“零余者”的解释，只想为我们的作者和他笔下的形象——那种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灵魂寻找一个代名词而且。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这里不想对曹氏生平多加赘述，只想就曹氏思想及其笔下的主要形象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我认为，曹家被抄的惨状…     

痛苦的先觉与执着的固守——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众多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的流变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各种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这些“多余人”因对传统的不同态度,判然分为了痛苦的先觉者和执着的固守者两类,寄寓着两种对于现实的批判态度。“多余人”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多余人”的不断出现和文学对“多余人”的反复书写构成了一个“原型”。作为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多余人”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深邃的美学意蕴。     

存好心，更须符实情——《荷塘月色》中“我”的再认识

解读作品既要读出作，也要读出自己；虽可作多元理解，又万不可勉强了作。朱自清先生的散名篇《荷塘月色》问世已近80年，自30年代起就一直为各类教材所选用，其艺术魅力可谓历久不衰。然而，中的“我”，即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却长期以来被作“政治”化处理，许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十分进步的知识分     

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徘徊——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宗教思想

乔叟一方面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热情讴歌冒险发财的商人,指责教会的腐败堕落;另一方面,他又执著于精神救赎,唯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影响自己获得彼岸的永生。本文通过分析《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宗教主题,试图阐明乔叟宗教观中的两重性。     

在语言的背后——读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有感

“我力图创造出一种融哲学的理趣、散文的韵致和宗教的情怀于一体的表述风格。因此，我更愿意用心来写一点文字，让读者读出启迪之外的一点激动，一点推动，一点感动；读出一种情怀，一种心境，一种胸襟，一种器局，读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这一串文字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本书也牢牢地拴住了我的视线，他就是肖川先生所著《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曹禺与基督教文化

曹禺的早期思想和戏剧创作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思想资源,基督教既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性世界的复杂体认,拥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又渗透在他的戏剧结构、戏剧思维和表现方式上,成为曹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结构。《雷雨》的“罪恶与拯救”、《原野》及《北京人》的“神秘”都显示了作者的宗教性眼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拯救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长篇小说《罪与罚》和《白痴》的分析，探讨了他的写作意义。作家试图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犯罪与忏悔过程，来说明理性精神对人的戕害，宗教对人的拯救作用；反之，在《白痴》中却通过“圣愚”——梅诗金的毁灭表达出他对宗教的怀疑。由此可见，这两部伟大的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与宗教的深沉反思的结果，是他对两均表现出一种怀疑心态的展示。     

耽乐主义者·多余的人·叛逆

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贾宝玉已经广为人知了.近年来,有人提出新观点:“贾宝玉并不是什么‘叛逆者’,而是一个‘多余人’.然而,我认为,贾宝玉既够不上“叛逆者”称号,也还没达到“多余人”的水准,他就是他,一个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有较大逆反心理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的志趣、言行,都还     

坎特伯雷故事集

《坎特伯雷故事集》是文艺复兴前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部书的作者是乔叟,他是英国人,被称作“英国诗歌之父”。这部作品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小说,也叫“诗体小说”。乔叟生活在十四世纪,老爸是伦敦卖酒的商人,家庭很富有,但他没有继承老爸的事业,而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有     

《三言》“人学”思想宏观谈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指文学以人为对象。本文所谈的“人学”思想则是指人性、人情、人道等。西方评论家把卜迦丘(1313—1375)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誉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人们又把乔叟(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相提,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开山之作。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西方的“人曲”那么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三言》,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之一了。这东西方“人曲”的“人学”思想,灿若明星,交相辉映。     

略论普希金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演化

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带着俄国社会19世纪的时代烙印而产生。赫尔岑对多余人形象特征的概括已经被诸多研究者认可并接受。之前的许多研究关注的“多余人”是从奥涅金这一成熟的典型开始的。试图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普希金之前的两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和《茨冈》进行研读,探寻多余人形象的萌生与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