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既遂标准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按此规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当看犯罪分子的行为是否得逞.而如何看待犯罪的得逞与未得逞,刑法理论界大体有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说三种观点.……     

取得型财产犯罪中的“数额”问题探析——以盗窃罪为例

我国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下有大量罪量因素,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尤甚。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决定盗窃罪科处刑罚的违法性程度,是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未遂;"数额(特别)巨大"具有故意规制机能和违法性推断机能,不具有犯罪个别化机能,是罪量加重构成,行为人意图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而未得逞,构成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同一盗窃行为既有数额较大的既遂又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从一重罪处罚;多次盗窃行为既有数额较大既遂又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根据一罪一刑原理,原则上应数罪并罚。     

入户盗窃的刑法定性和司法适用探讨--以王某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为特殊型盗窃罪,但是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司法实务对入户盗窃行为犯罪化颇多争议。入户盗窃与一般盗窃罪的区别本质在于入户的非法性和场所特殊性;入户后物色财物即已危及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是否获得财产性利益是入户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构成要件说”作为犯罪既遂判定标准的不合理性——与王志祥博士商榷

王志祥博士在《法制日报》上发表论文专门为犯罪既遂“构成要件说”进行辩解。但笔者认为,在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上,“构成要件说”与犯罪构成理论自身相矛盾、与刑法第20条的规定相矛盾、与汉语词典对“遂”字的解释相矛盾、与犯罪人的心理状态相矛盾,这就使它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至于王博士所说的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具有不同的修正的犯罪构成的观点、脱离犯罪构成后就不能正确认定犯罪的停止形态的观点、区分犯罪停止形态属于定罪活动的应有内容的观点,以及犯罪构成符合性评价与犯罪形态符合性评价同一的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简言之,“构成要件说”关于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不具有合理性。     

偷换商家二维码行为的定罪问题——一种新的盗窃罪:“三角盗窃”

在认定偷换商家二维码案件的性质问题上,存在诈骗罪、盗窃罪、三角盗窃罪三种主要观点。实际上此种案件并不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传统刑法理论中,盗窃罪中财物所有人往往和受害人是一体的,但现实中也存在财物所有人与受害人相分离的状况,此即三角盗窃,在这种盗窃行为中,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将本属商家的财产性利益转移占为己有,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应认定为盗窃罪。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之探讨

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形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本文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应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素入手加以分析.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之探讨

结果加重犯,也称加重结果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因而刑法规定加重刑罚的犯罪形态.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形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本文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应从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素入手加以分析.     

论犯罪既遂的判定标准

在评析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既遂判定标准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犯罪既遂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发生行为人积极追求的、其行为会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停止状态。既遂的判定应该以"直接目的实现说"为标准,并基于此标准对举动犯和危险犯的既遂标准作出重新的界定。     

保险诈骗罪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比较研究

本在比较世界主要国家保险诈骗罪之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刑法中的保险诈骗罪是复合实行行为，其着手时点应以行为人开始实施虚构保险标的，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夸大损失程度，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为标准，中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犯采用了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因此，其既遂应以行为人可否实际控制保险金为标准。     

情节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基本犯既遂形态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犯罪。情节犯的情节属于定罪情节;情节的具备,表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成立犯罪所需要的程度。法定情节的具备只是意味着情节犯的成立;至于是否成立既遂,尚需要看情节犯的其他要件是否全部具备。情节犯存在未遂形态。     

浅论受贿罪的完善

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收受行为的认定、既遂的标准等关键问题争议越来越大。为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有必要对受贿罪的有关规定予以完善。建议将受贿罪的客体修改为“廉洁义务”;将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明确收受行为的范围和量刑标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     

论结果犯既遂后中止

传统理论通说将犯罪中止的期间界定为犯罪预备开始至犯罪既遂前,认为犯罪既遂后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这一通说混淆了犯罪既遂与中止的评价标准,前者“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要件”为标准,后者“以是否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标准,两者分类标准不同一,则两者均可能存在于犯罪完成阶段。笔者认为,有的结果犯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文章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法理分析,进而指出认定结果犯既遂后中止的现实意义。     

抢夺罪的既遂与未遂形态区分标准之实务研究

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是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抢夺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的财产犯罪。基于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实际控制说符合抢夺罪的既遂与未遂犯罪形态区分标准的认定。     

论不作为的着手

通论认为犯罪的"着手"是指犯罪分子已经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然而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存在对认定何种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不作为犯罪中的可罚性起点的认定,更要做实质的价值分析,即根据不作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来确定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的界限     

论对“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处理

绑架罪的既遂以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人质,将人质置于行为人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犯罪中止的一般理论,行为人绑架犯罪既遂以后又释放人质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属于犯罪既遂后的悔罪表现.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身体安全,鼓励犯罪人及时放弃犯罪,防止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对于绑架犯罪既遂后释放人质的情形,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已经将其作为减轻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从刑事政策和立法宗旨考虑,应当将"释放人质"解释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情形,但应将"释放人质"限定为出于行为人自愿,且必须将人质释放至安全场所.     

试论犯罪主体要件及犯罪构成二元论

犯罪主体是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与实践都不可争辩地表明 ,犯罪主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存在的必要 ;但传统刑法理论却未能摆正犯罪主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的位置 ,从而也导致对行为要件的错位 ;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应当是犯罪行为要件与犯罪主体要件的有机统一 ,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是犯罪构成内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与规律     

盗窃罪既遂标准之反思与认定

关于盗窃既遂的标准有多种学说,其原因在于对刑法价值取向的不同认识．刑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对所有社会权益的公正保护。而不应当偏重对犯罪人或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从刑法的应有价值取向和刑罚的目的两个角度来考察．“控制说”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更具有合理性。     

新形势下的盗窃罪探析——以网络虚拟财产为对象

司法实务中,将虚拟财产盗窃认定为侵犯通信自由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因为虚拟财产盗窃和一般的盗窃本质上并无不同,仅在对象上和行为方式上有些差别。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的财产形式,既具有债权特征,又具有物权特征。同时,虚拟财产盗窃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采用的是控制说,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虚拟财产为既遂标准。虚拟财产盗窃罪可以和侵犯通信自由罪构成想象竞合犯,也可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构成牵连犯。     

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贵州“习水案”为线索的分析

嫖宿幼女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构成上来讲,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现为强奸罪)、猥裹儿童罪客观要件完全或部分重叠,客观上赋予了幼女的性自主权,与保护幼女权益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从犯罪的停止形态上来看,未遂和既遂难以区分;从罪数来讲,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处理原则相冲突;从刑罚上看,配刑不科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易放纵犯罪分子.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废止嫖宿幼女罪,将其纳入奸淫幼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中.     

论强奸案中“轮奸情节”的构成

＂轮奸情节＂构成的前提要件是行为人必须构成共同犯罪,不存在＂片面轮奸＂,非亲手犯的帮助犯不得按＂轮奸情节＂适用刑罚;而＂轮奸情节＂构成的必备要件是至少有两个行为人在间隔较短的时间内实施强奸犯罪均达到既遂状态,不存在轮奸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等形态;应从严把握＂轮奸情节＂构成条件的认定,科学地进行处罚,以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